2021年度的最热网络词汇元宇宙，还会在2022年热一阵子。
短短半年时间，元宇宙搅动商圈、资本圈、媒体圈，一大波新公司诞生，一大批元宇宙图书出版，我收到的就有赵国栋、易欢欢等《元宇宙》、《元宇宙通证》，于佳宁、何超的《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等。
朱嘉明老师在去年6月份发表的长文“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很好地梳理了“宇宙学”这一西方文脉中重要的思想渊源，讲述了基于VR技术的元宇宙来龙去脉，解析了元宇宙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未来面临的6大挑战，是难得的精彩文章。
这些睿智之作，令人受益良多。不过我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也还没完全想好，姑且以三个关键词（赛博格Cyborg、脱体体验OBE、迷因MEME）为引，谈几点我自己的粗浅感受，向各位大家请教。
Cyborg，赛博格
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认为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Jeanne Haraway，1944- ）之手，也就是她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其实这个词语真正的提出者，是当时在美国纽约的罗克兰医院医学中心的两位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克莱恩斯（Manfred Edward Clynes，1925－2020）和研究中心主任克莱恩（Nathan Schellenberg Kline，1916- 1983 ）。
1960年9月，他们在美国《航空杂志》上发表了“赛博格与空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认为与其在太空中为宇航员提供“仿照地球的生存环境”，不如用生物机电技术改造人的机能。这在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不过2年，美国开展太空探索的初期，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构想。
两位作者提出的Cyborg构想，将生命有机体与“外源性生物机电装置”连接起来，改善和调节生命体所需要的生存条件（温度、压力等），以及血液、生物酶、循环系统、平衡系统、感知环境，甚至精神性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克莱恩斯本人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钢琴演奏家（曾为爱因斯坦演奏），是最早一批（1954年）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研究和构造人的感知循环的学者，1960年就发明了一台便携式笔记本电脑，造价高达一万美元，用于提取生理电信号，研究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克莱恩则是“精神药理学“的开创者，曾与团队开发出治疗高血压的利血平，以及治疗抑郁症的异丙烟肼类精神药物，两次获得拉斯克奖（被誉为美版诺贝尔奖）。
克莱恩斯和克莱恩，两位学者在60年代研究“生物-机电复合体”并非孤例。上世纪40-60年代，美国电子、控制、信息和神经生理学术界和工程界，举行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领域原创性思想的深入和扩散。
比如，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季，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为了深入探索“通信”这一术语在不同学科的理解和应用，把通讯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界的人组织在一起，在波士顿地区举行“星期二晚餐会”，参加这一聚会的，有当时的MIT电气工程系教授威斯纳（后来是MIT校长）、有利克立德（后来的互联网奠基人之一），有数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工程师、声学和神经生理学家等。正是这样的讨论会，形成了控制论的三个核心思想：系统、反馈、人机关系。
维纳当时的思想，倾向于将机器拟人化，比如传感器对应人的感官，控制执行机构对应人的神经系统、运动器官；人机交互，对应通信的基本过程，输入和输出。
对控制论的理解，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微妙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机械主义；另一个是认知主义。前者将人理解为机器，致力于用还原论的数学物理工程方法，试图发现有机体的结构和运动机理，转而用机械方法重构有机体。后一种则将有机体视为黑箱，致力于从信息通信、行为交互的角度，建构有机体的行为范式，转而用控制论的方法建构有机体-机器的可控的模型。
再比如，纽约梅西基金会在1952年3月举行的梅西会议。与会者包括人类学家贝特森，他的妻子、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布鲁斯、与维纳共事研究防空预测项目的毕格罗、以及英格兰巴恩伍德疗养院的阿什比等。其中阿什比和贝特森是值得关注的两位，也是“被遗忘”的两位先驱。
阿什比早年开发的“同态调节器”，充分展示了他对“人机交互”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同态调节器既是系统，又是环境”；贝特森赞同这一点，认为“大自然并不会把有机体和环境区别开来”。
阿什比认为，“大众所神往的控制论想法是错误的，它不是关于思维的机械化设备。判断一台机器是否有资格成为大脑的关键指标，并不是这台机器是否具备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作出某些行为。”贝特森在他的著作《朝向思维生态学》中写道，“思维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颅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系统中：思维内在于这个更大的系统——人类与环境共同组成的系统。”
不知为何，维纳并未参加梅西会议。但从梅西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是与“控制论”字面含义完全不同、更具有深度的思想，即“人-机共同体”的思想。这一思想，我认为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具身性智能概念崛起的先驱，甚至是这一波人工智能再度兴盛的思想源泉。
进入80年代后，微型计算机（个人电脑PC）进入了“图形用户界面（UGI）”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始创者是美国施乐公司的帕罗阿托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孕育了众多计算机关键技术），以及乔布斯设计的苹果麦金托什机器。
1985年，哈拉维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她将赛博格描述为“对严格界限的摒弃”，即那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机器”分开的界限。她认为，“一个赛博格就是一个生控体系统，是机器和有机体的一种组合，是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小说里虚构的生物。”她用C3I这个著名的符号（指挥、控制、通信+情报），说现代战争是赛博格的狂欢，“我们都是赛博格”。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加快推进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海南调研。周强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同时，要加快推进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司法服务能力和水平。（人民法院报）[2021/1/4 16:23:24]
哈拉维是一位哲学家，尤其是后现代和女性主义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她的著作还包括《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等，目的是解构人们对于身体、性别、族裔的认知。在《赛博格宣言》中，她批判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观念，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身份认同，宣言主张以亲近性（affinity）取代结盟（coalition）。她用赛柏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义者超越传统的性别、女性主义和的局限。
众所周知，在二战之后的20年里，对“弹道导弹+原子弹”的恐慌，转化成疯狂的自动装置、智能装置的研发，进而与波涛汹涌的60年代反叛思潮、反主流文化纠缠在一起，极大地释放了人们对机器、对未来、乃至于对上帝的想像力。
可以学习、自我复制、自我创设的自动机器，不但意味着更强大的武器系统、防御体系，也意味着机器日益紧密地渗透、嵌入到有机体的行为之中，进而重新塑造人的认知。
在这20年里，涌现了大量的新闻解读、科学著作、科幻作品，如《新闻周刊》1945年的封面文章《按钮战争》、1950年MIT戏剧社上演的科幻剧里出现的“机器人”、阿什比1952年的《大脑设计》、1960年利克立德的《人机共生》、同年Maxwell Maltz的《心理控制论》、Alice Mary Hilton1963年的《逻辑、计算机器和自动化》，以及她提出的赛博文化、冯内卡特1966年的《2001:太空漫游》、1968麦克卢汉的“地球村”、Herman Kahn1967年的《公元2000年》等等。
赛博格这个术语，可以看作维纳的控制论“失控”的一个标志，也可以看作控制论思想超越工程技术，进入有机体生命世界，进入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一概念的催化之下，60年代涌现了大量新奇装备，包括即时感知设备、外骨骼系统、人机合体、增强触觉、头盔显示器、行走机器人等等。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语境下，被认为是尼采“超人”理念的觉醒，是机器的觉醒，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进步不再被动由生物进化所驱动，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1965年，英国数学家Irving Jack Good认为，“人类的存亡取决于超级智能机的早期建设”，1970年，科幻小说家Vernor Vinge将“智能大爆炸”命名为“奇点”。
2005年，预言家Ray Kurzweil出版了《奇点临近》一书。他更在2009年成立了奇点大学，认为2045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不复存在。”
可以说，赛博格这一概念，是超越传统机械还原论的两分法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方面，对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在有机体，整个自然环境都是活的，是充满生机的。1968年英国独立科学家、环保主义者James Lovelock和美国生物学家Lynn Margulis提出的盖娅理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可以说，从控制论到共生论的转变，是赛博格引发的深度思考。这一思考到今天看依然充满活力。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老一辈控制论创立者维纳的担忧。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教授，生于1975年的托马斯·瑞德撰写的《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非常好的回顾了这段历史。今天看来，其实真正遭受遗忘的是控制论的创始人、数学家维纳。他看上去像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其实是二战以来为数不多的饱含人文精神的科学家。在1961年新版《控制论》中，维纳问道：机器可以生育另一个机器吗？他指出，“如果机器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并且在一个越来越高的心理层面上运作，那么，机器占统治地位这一灾难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OBE，脱体体验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在大学课堂和各类论坛峰会上，分别以“互联网前沿思想”、“互联网：千年大事”、“认知重启”、“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等为题，探讨互联网的思想渊源。其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做“OBE（out-of-body experience ，脱体体验）”。这个词代表过去20年来，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甚至哲学家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在虚拟环境下，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将会发生何种重要的变化。
OBE（Out-of-Body Experience）这一术语，是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无线电工程师和超心理学家泰瑞尔（George Nugent Merle Tyrrell ，1879 - 1952)提出的，他参与了早期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但最感兴趣的还是“人的幻觉”这个主题。1943年，在他出版的《幻影（ Apparitions）》一书中，创造了OBE这个术语，这个词也被通俗地翻译为“灵魂出窍”。不同于一般的“通灵术研究者”，泰瑞尔关注的幻觉行为，是某种人通过“超出肉体”的超感知幻觉，从体外“看到自己”的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实验心理学、生理学家发现，OBE 可由创伤性脑损伤、感觉剥夺、濒死体验、解离性和迷幻药物、脱水、睡眠障碍引起，也可以通过做梦和对大脑的电刺激等原因引发。也就是说，OBE可以被某些外源性因素来诱导和引发。
佟扬：金色财经、节点咨询、IPFS100.com三剑客达成深度合作:2020年6月22日，由金色财经主办，节点咨询、IPFS100.com承办，星际特工、麦客存储联合主办的“星际漫游指南——IPFS技术与应用研讨论坛”在深圳拉开帷幕。论坛上金色财经VP、CapitalIN CEO佟扬，在开场致辞中指出，金色财经自创立之初就始终深耕区块链行业，节点咨询是以助力区块链行业实现良性循环、打通产业上下游为己任的咨询公关公司，专注于IPFS垂直领域的生态平台——IPFS100.com横空出世。目前金色财经、节点咨询、IPFS100.com三大超重量级平台已经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双赢共生。这一场由区块链技术三剑客倾力打造的盛会将为行业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让大家窥视IPFS技术发展先机，嗅探投资动向、看清技术前沿。[2020/6/22]
比如说，睡眠麻痹（sleep paralyzes）是这样一种状态，在醒来或入睡期间，一个人有意识但无法移动或说话。民间俗称“鬼压床”。在睡眠麻痹期间，人们可能会产生幻觉（比如听到、感觉到或看到“神灵鬼怪”或者吓人的事物。这种感觉往往让人觉得窒息或感到恐惧，并伴有胸部压力感和呼吸困难。
2007 年 8 月，当时在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的Henrik Ehrsso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了一种透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验方法，该方法诱导参与者出现OBE的体验。据称实验过程如下：
研究参与者坐在椅子上，戴着一个VR头盔。头盔上所连接的左右两个摄像头，放置在参与者身后两米处。
研究人员站在参与者旁边（在他们的视野中），并使用两根塑料棒同时触碰参与者的胸部和背后虚幻身体的胸部。
经过多次触碰之后，对虚拟身体采取的任何击打动作，将引发参与者自身的生理反应，比如尖叫和躲避。
这一实验有多个团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实验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的“感官-认知”系统，经历上百万年进化的塑造，已经固化成为某种认知闭环。经由“六根”（眼、耳、鼻、身、舌、意）带来的感觉刺激，是形成大脑对外界反应、印象、观感、体验和认知的核心。这个固化成型的认知闭环，会带来两方面的认知“准则”：
第一，各个感官各司其职，功能是固定的；比如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是用来听的；
第二，各个感官通道被我们使用的比例是固定的，比如视觉输入和声音输入，所传递的信息有固定的分配比例。
事实上，认知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从大脑神经元的底层结构看，存在所谓“联觉”的现象，也就是说，大脑神经元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分工，只不过是千百万年物种演化的结果。
这跟OBE什么关系？事实上，OBE实验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从认知底层“重新塑造感官闭环”的可能。上述实验的迷人之处在于，当技术手段可以用来把人的视觉、触觉等错位连接，人就可能进入某种迷失的状态，人会恍恍惚惚。
人这个物种长期演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感觉-认知闭环已经塑造成型；换句话说，人类与环境的长期交互，已经使这样的感官-认知闭环成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接触、交互的重要基础。甚至是神经-生理基础。今天的智能科技（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已经出现这样的可能：重新编码、塑造这一感官-认知闭环。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因为人类迄今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都源于旧的感官-认知闭环。我把这个过程称作“六根重塑”。
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或者脱体实验，还仅仅是个实验，你假如想象未来裸眼3D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沉浸式虚拟现实，未来的客厅、卧室、教室、医院、办公室，今天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空间，都被虚拟现实技术装备之后——真正的“元宇宙”降临，人将会被再度“塑造”成何种物种？
这半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关于元宇宙的研讨会，但感觉不是太好。这些异常兴奋的谈论者，除了把元宇宙当作“下一个风口”、“万亿级商机”之外，其实思想上需要深究：元宇宙的焦点是人的重塑。。
我在1月19号，写了一段话，给苇草智酷的合伙人们，觉得对元宇宙的讨论，亟待从思想上做更加扎实、细致的梳理。主要有这5点：
为何“元宇宙”对未来如此重要？
元宇宙是非常重要的“聚合框架”，把此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加密货币、物联网等数字科技很好地综合在一个有机的框架中，并聚焦符号表征、计算、交互、具身性等数字世界建构的基础技术，致力于构建与实体世界相互连通、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数字世界。
元宇宙的生成与建构过程，将深刻改变以往人们透过感官界面认知世界的过程，大大拓展（延展）人的感知能力和感知界面，进而深刻影响传统知识建构中诸诸如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核心观念，深刻影响人类对过往知识积累中沉淀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自由意志、生命智慧等。
这个议题亟待从开放、跨语际、跨代际的角度深度研讨。
元宇宙到底蕴含何种思想和观念的重大变革与挑战？
表面上看，元宇宙是人类认知界面的拓展和人类感知能力的增强。但元宇宙带来的重要挑战和蕴含的风险，更值得深入思考：虚实世界中，多重自我下的人格分化，乃至于人格分裂问题；虚拟生命的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问题；善恶问题与伦理挑战；世界秩序的来源与基本支撑；意义问题等。
元宇宙蕴含的催生全新观念的可能性？
数学宇宙的合理性（基于惠勒的万物源于比特思想），平行世界与多重宇宙；世界的连续性、离散性与随机性；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边界与融合；实时、并发、连通性与场域；存在万物统摄的大框架吗？天人合一的观念如何更新，以及元宇宙下的新神话是什么？
声音 | 人民日报：着力推动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2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有的放矢）》。文章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敏锐把握世情国情变化和科技发展动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依托建设科技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做好运用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关键是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着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实现对社会运行的精确感知、对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对异常情形的及时预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2020/2/19]
人的认知重启与行为重塑是什么？
是否存在新的觉醒时刻？智能技术框架下的人-物关系与人-机关系是什么？技术介入生命与可编撰世界的元规则与技术本体论；人的自我驯化将如何重新定义生命？
可以预见和预期的元宇宙演进路径是什么？
元宇宙可能以集聚的方式，催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追溯”时代，人们将在虚实交互的环境下，重新理解此前被定居文明塑形的历史。传统的知识构造方式被全面重新审视，这种重新审视的方式将以主要以参与式、沉浸式、交互式游戏的方式展开。游戏不再是纯粹的娱乐、消遣，甚至消耗，游戏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德勒兹、巴塔耶；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创造“玩”的世界）
重新审视“世界共识”的产生方式与维系方式，超越基于善恶二元、黑白两分的世界建构，超越基于理性计算、意识形态和族裔认同的世界建构，从同理心转向同情心；重新理解崇高与神圣的力量源泉。
今天的知识谱系、以及人类的认知方式，已经蕴含极大的底层Bug，但是操作系统已经板结得如此坚硬了，重新替换这个操作系统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但挑战恰恰在于，这一旧的知识谱系，难以支撑未来。
MEME，迷因/模因/迷母
前不久以92高龄去世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2021），在40年前有一部著作《基因、心灵与文化：协同进化的过程》，这是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医学教授查尔斯· J. 拉姆斯登（Charles J. Lumsden, 1949-?）共同撰写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深入诠释了1976年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MEME（被译作迷母、迷因）概念，从而让底层的基因与上层的社会文化基因之间，形成某种错综复杂的交互与勾连——试图探究、跨越这种层级间的束缚，事实上一直是西方思想，以及科学艺术文化永不衰竭的“母题”。
从世俗角度说的。今天人们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实际上超出了理智可以掌控的范围。比如智能科技就是如此，OpenAI公司推出的GPT-3深度学习算法，就是一例。如果强大的算力已经能够吞下整个人类生产的所有文本、符号，并飞快地“消化”之后，这个世界就被越来越多的“机器生产内容”所包裹。这是无法挣脱的未来。没有刹车。技术伦理已经无能为力。因为思考总是“离线”的、沉静的。但速度革命不会再给你从容不迫思考的太多余地了。一个被迫卷入、裹挟的人造世界，更加真实的展现在面前。
MEME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处境：人的塑造不再单一仰仗生物意义的“自然进化”（这一进程自打人类开口说话、使用石器的50万年前就开始了，只是最近的50年在极速狂奔），而是需要同步接收“人造世界”的洗礼和驯化。一种既是天生的，又是自建的生命历程，同步展开，且难以彼此剥离。
基因Gene和MEME（被翻译成迷母，谜因）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理解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共生演化的关键。这一观点来自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后发现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脑科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一问题：复杂思想的重要学者Holland所说的“膜”、“层级”、“适应”。这一解释路径，极有可能受到“计算、编撰”理论的影响，从而把生命-社会的演进机制，转化为“积极有为”的目标导引。这既给人启发，又令人忧虑。
为解释意识的起源和机理，对大脑深处的神秘机能的探讨，在100年前就开始了。1928 年的某一天，加拿大脑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 彭菲尔德（Wilder Graves Penfield）正在给一位患者做手术。手术探针接触到病人右侧颞叶的某个部位时，彭菲尔德小心翼翼地施加电流，刺激这个部位。奇迹发生了——病人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熟悉画面，甚至“闻到了熟悉的味道”。电流刺激大脑皮层，竟然“唤醒”了病人沉封已久的记忆。25 年的持续研究后，彭菲尔德提出了“中央脑系统”学说，并因此被誉为脑神经科学的鼻祖。?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 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在其1981 年出版的著作《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将这一情景所引发的“思想实验”描绘为“缸中之脑”。普特南的思想实验是：假想某个浸泡在营养液中的大脑通过细细的导线与躯干相连。这个大脑对躯体动作的意识发出的指令，通过导线双向传递——此刻，你会认为这还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脑”吗？?“缸中之脑”的画面多少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这一概念和彭菲尔德的实验，激发了大量研究者、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力。“赛博朋克”（Cyberpunk）也成为20 世纪50 年代人工智能萌发以来，科幻写作领域的新品种。大家所熟知的大片《黑客帝国》《盗梦空间》《源代码》等，无疑是这一领域震撼心灵的大作。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加拿大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创作《深渊》系列三部曲的著名科幻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Steffen Vinge），都是这一领域的大家。
动态 |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将大力推动区块链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金色财经报道，12月25日，2019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峰会在北京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董大健参加并致辞。当前，以信息技术加速创新与融合渗透为突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区块链作为多种IT技术的集成应用，对于构建我国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体系，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一步，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大力推动区块链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一是跟踪分析前沿动态，加快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区块链核心技术研发，持续提高创新能力；三是加快应用落地步伐，推动区块链与实体经济融合；四是建立健全标准体系，构建完善产业生态；五是着力强化安全保障，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来自区块链领域的专家、企业、科研院所等代表参加会议。[2019/12/31]
科学家之所以要从神经底层探究意识的起源，除了骨子里西方思想“还原论”的脉络之外，还有一个在启蒙运动之后被不断放大的思想，就是“人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独立行走了”（康德+黑格尔）。上世纪60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勃发时期，碰巧出现了电子计算机这样一件神奇的机器。它的“可编程“特性，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在数码世界中肆意冲浪、编撰操弄这个美妙的比特，让人不但爽，而且有某种“造物主”的快感。
理解今天甚嚣尘上的元宇宙概念，需要从“人的认知塑造”的角度，深入理解这样三个基本问题：
计算问题：“代码即法律，一切皆计算”是当今数码科技不假思索的思想基础。这背后的思想意味是什么？计算与表征，这一现代数码技术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何种西方思想基础上的？
意义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是以“次级研究课题”的面目，出现在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等学科中的，比如“意向性问题”，“欲望问题”等等。“意义问题”似乎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层级。
知识问题：知识是认知的基础，也是认知的对象。知识建构与知识表达的边界，一直以来是“软科学”的形式存在。在融合东西文脉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提出“新知识论”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当然是巨大无比的。但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中，至少可以较好地包容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题目，比如说：
声音与符号：声音的表意性与符号的表意性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表意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什么？流传到今天的符号文本，是历史残存知识的载体，但其实已经永久消失了太多的符号，更不用说永久消失了“声音”。这些对人的认知有决定性作用的声音和符号，其实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意向，建立在如此碎片、残缺的基础之上，却依然能呈现出斑斓色彩，这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神灵的起源：神灵和神圣意识，是如何在千百万年人的活动中萌生的？这种神灵意识，又是如何分化为苏美尔神话、波斯神话、希伯来神话和东方神话的？
计算的起源：计算到底是何种基础结构？计算与命名是如何发生的？
4）认知结构的演化过程是怎样的？不同 的文化MEME作用下的认知结构，是如何转化为文化习俗、语言风格、饮食习惯、宗教仪式的？什么在变，什么不变？
在与邵青老师这两年的交流中，邵青老师将人的智能划分为三个层级：AI（算法智能）、LI（语言智能）和II（想象智能）。他认为，算法智能无法超越语言智能，语言智能又无法超越想象智能。如果上述成立，人类认知的架构就不那么简单。
我的理解是：
1）、算法智能AI：这个应该是三个层次中逻辑性最强的一层，但同时也是表达能力最弱的一层。算法智能基于两个基本原理，一个符号学原理（索绪尔/皮尔斯/罗兰. 巴特等）；另一个是图林-丘奇命题（可计算理论），前者解决“表征”问题，后者解决“计算”问题。算法智能也叫做“符号表征与计算”。当代计算理论，是基于布尔代数（二进制）和逻辑演算的，我认为是所有计算模式中最简单的一种。
所谓“简单”，即这种计算模式，完全排除了符号学试图讨论的语义、指涉、意义问题。中国学者赵毅衡教授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这个说法我比较认同。遗憾的是，现在主流的算法理论，均将语义、意义问题排除在外，以至于人工智能的两位图林奖获得者Jeffrey Hinton（深度学习提出者）、Judea Pearl（贝叶斯网络提出者），近几年都认为当今的人工智能“走错了路”（原因是太过依赖大数据蛮力计算）。
2）、语言智能LI：这个层次其实是符号学的“硬骨头”，也就是说“语言中蕴含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表征与呈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那里，就已经被提炼出来了。索绪尔语言学中，区分了Language和Speech，进而提出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一对概念，前者是“声音Voice”，后者是“指涉的对象”。
声音 | 孟永辉：区块链最大的作用是在于对B端行业的深度赋能:据未央网消息，专栏作者孟永辉今日发文“远离数字货币陷阱，告别资本的区块链如何决胜新世代？”，文中表示如果仅仅只是将区块链的落地和应用局限在发币或者IC0上，必然限制了区块链的应用，甚至可能会把区块链的发展带入到死胡同。告别以数字货币为终极目标的发展方式，寻找更多新的应用方式，正在成为区块链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作为一种基础的技术，区块链最大的作用并非对于流量的收割，而是在于对B端行业的深度赋能。[2019/2/24]
能指的表征，往往被简单粗暴地符号化和图像化，但索绪尔的本意，我认为他更强调“声音”的原初性（这个需要研究）。换句话说，声音的“意指”性存在，要远长于符号、图像的出现（意符）。从人类开始学会说话到出现代意符号（包括图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今天的符号理论，更多地致力于提出各式各样的符号解释学，但对这种“意指”如何脱胎、涌现于“声音”，进而凝结、附着、固化在符号和图像上，并沉淀为文化沉积物，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算法智能AI的底座，其实是邵青老师所说的LI，也就是符号学的底座其实是语言学。
3）、想象智能II：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比LI更加基础。换句话说，原初蛮荒时代的人类，特别在声音孕育的漫长岁月中，人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的个体/群体经验，会不停地塑造人的认知的底层结构，这个结构是您所说的“想象智能II”的结构地图。我认为今天的认知科学对此毫无所知。
70年代Paul McLean提出了Triune Brain的脑模型，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我理解Triune Brain的洞见在于，人类脑结构其实继承了生命演化过程中的众多“进化遗迹”，这些“生命本能”的存在，伴随着人的进化史、人与自然的交互史；前者塑造Gene，后者构建MEME。
神奇的是，Gene和MEME会交叉缠绕，纽结成人与环境、与生物界共生演化的壮美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从算法智能AI就试图Hold住整个世界的欲望，的确是既浅薄又短视了。
当然：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算法智能也并非一无是处，或者算法智能也并不是如此“不堪一击”。这背后可能仍然蕴藏着尚未觉察的“玄机”。
1）算法智能的“符号表征”思想，很好地继承了毕达哥拉斯“数学”思想，并以“信仰”的形式，普遍存在于西方知识分子心中（如自然是用数学写成的；数学宇宙）；
2）在语言智能层级，加拿大多伦多学派（Innis和Mcluhan创立）的第二代传人Robert Rogen，在《字母表效应》一书中清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与写意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是西方一神教、逻辑思维、典章化法律的基础支撑。这一观点的“文明优越论”绝非少数人的观点。
在这一主流观点的支撑下，Logos传统与拼音文字之间的纽带被神圣化了。这一神圣化的后果，即是对未来的“话语权”的当然肯定。
3）在“想象智能”这个层级，就很好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向：预言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这句话一直被视为硅谷的精神内核，这句话其实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被称为“流动性哲学”，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相对立的一面。在古典学那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几乎被历史所掩埋，只有残篇传世。但今天重读古希腊的学者发现，西方文脉的精神需要到苏格拉底之前去探寻。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思想，提供了略显僵化的柏拉图思想的“解剂”。
也就是说，如果要批判“算法智能AI”，就绝不能停留在对其“遗漏语义”、“割裂意义”，干巴巴的符号演算不可能获得意义涌现等等层面。不幸的是，我看到的批判大致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我猜测可能是两个问题：
其一，按照邵青老师所提的AI、LI、II这三个层级的解释框架，面对意义问题，算法智能AI并非“单打独斗”，虽然LI、II这两个层级我理解得还很肤浅，但我隐约觉得，随着LI、II这两个层级逐渐“渗透到AI”，三个层级共同面对“意义问题”，局面可能就大为改观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层级之间，而不是层级之内。
其二，数学与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也在发生思想层面的变化（这个我不敢说有研究，只是关注），比如我注意到最近20年数学界在重新讨论“代数与几何的关系问题”；比如物理学的“超弦理论”等。
其三，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极有可能带来“重构个体”的局面，我称之为“六根重塑”。如果“新物种”是未来的话，我觉得AI+LI+II，或许是理解和解释未来思想的一个有用的框架。
一点哲学思考：
从传播角度说，元宇宙的确是一个“好概念筐子”。但对这个概念的深度思考，需要超越现实的拖累，转向更深的思想和哲学。
主体性：虚拟现实的起点
如果从上世纪中叶训练飞行员的模拟器算起，虚拟现实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1965年，美国施乐公司的科学家萨瑟兰就开发了交互式显示技术，奠定了后来个人电脑图形显示器的基础。1977年，萨丁（Dan Sandin）研制出数据手套，可以用手指与电脑交互；1984年VPL公司的兰尼尔（Jaron Lanier）首次提出“虚拟现实”的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虚拟现实已经在动漫游戏、模拟仿真、训练演练、沉浸体验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近几年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三维显示、神经网络、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使得虚拟现实向数字环境建构、沉浸式深度体验、立体显示与交互等方向发展，日益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
然而，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的数字技术，在引起人们兴奋的尖叫声后，越来越带来令人不安的遐想：在人类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作为肉身存在的人，是否会迷失自己，从而丧失对自我的把握和认知？长期沉浸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是否会导致人的精神迷乱？虚拟实景与物理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再认识。所以说，虚拟现实的技术发展将带来人的主体性的重塑，已经是一个紧迫的哲学问题。
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是西方两千年哲学的主脉。从柏拉图开始一路到康德，西方古典哲学始终在追问“我是谁？”的问题。答案自然五花八门、流派众多。350年前的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曾经为这个问题烦恼万分：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存在？借助“梦境分析”，笛卡尔最终整出一个金句：“我思故我在”。当然，影响后世的还不是这个金句（这个金句太多人都能脱口而出），而是笛卡尔创立的“思维方法”，人称“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法”。简单说，就是在笛卡尔看来，横亘在主体、客体之间的边界是清晰的。
两分法可谓塑造了此后数百年人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稍微想一想，可不是这么回事嘛！一个人，比如您，站在这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感知着周遭世界，盘算着、思忖着，与这个世界打着交道。这个世界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那可是“客观存在”啊，不管您看或者不看，闭上眼睛您都知道，“世界”就在那里。
当然哲学家眼里的世界，要比各位看官您眼里的世界复杂得多得多。“主体性”的问题在正根儿的哲学家眼里，挑战就没断过。古希腊的“忒修斯之船”就是一桩典型的公案。这一公案说的其实是“万物流变”——用中国话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或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或者“每一秒钟的您都与众不同”。
说这些闲话，其实是想说，不管读者诸君对哲学有多深的造诣，多浓的兴趣，“主体性”这一问题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笛卡尔的两分法简单又奏效，且顽固地植入到人们的思想底层。不过，这一画面在过去的100年里，正被渐渐破拆。
凭着中学课本里讲过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常识，很多同学都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观察者视角”，这比笛卡尔那个单纯的“主客两分”又复杂了一个数量级。因为，当您意识到有“观察者视角”这回事的时候，其实心中已经悄然植入了比“观察者视角”更高的视角，暂且称之为“上帝视角”。
用卞之琳的诗，就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后，一些哲学家对主体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因为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哲学家开始回到现象本身。这时候，哲学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笛卡尔“旁观式”的姿态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哲学家在思考“主体进入客体”的可能性（或者反过来，客体进入主体的可能性）。比如海德格尔，就试图用精妙的语言，描述、辨认着被抛来抛去的、千变万化的“主体”，在上下翻腾、纠缠不休的存在、这一刻的存在、稍纵即逝面目全非的无数个此在之间，那些说也说不清的关系。
没办法，西方哲学就是这个味儿。东方哲学的表述不是这样的。东方哲学要面临这种令人辗转反侧的话题，不是把酒临风、吟诗作赋，就是结跏趺坐、面壁不语了。
话说回来。
不管西方哲学如何流派繁多，不得不承认笛卡尔“两分法”的思想底座，还是太强悍了。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以便能“把持住”这个世界，依然是各位瓜众挥之不去的朴素情怀。
这个坚硬的“主体性”与虚拟现实是何种关联呢？按照哲学家的解释，人的主体性其实是对人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确认。这种确认的关键是理性支撑下的人的抽象的规定性。当这种主体性受到怀疑、立足不稳的时候，人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脆弱了。相应地，建构于这种主体性确认基础上的人的经验和知识，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了。虚拟现实所面对的，恰是“主体性”这一历经岁月所建构的“人的安乐窝”，这种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自主经验，一旦遭遇数字世界的冲击，将对“主体性”这一人的认知底座，产生巨大的冲击。
2）、无缝穿越：真正的危险边缘
头盔是虚拟现实的标志性装备。如果按萨瑟兰发明的第一款可跟踪头盔算起，虚拟现实的起源，比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还要早一年，即1968年。数十年里，虚拟现实主要还是用在游戏、仿真等场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但今天的发展已经天壤之别。
虚拟现实已经使人们可以穿越虚实边界，进入有无之境。今天的虚拟现实研究者们，致力于从技术上探索这种“虚实边界的无缝穿越”，这种穿越可能对人的情绪、心智、认知带来哪些令人震撼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巨大的“冲击”在探查技术边界的话，那么对深远“影响”的思考，就属于哲学范畴了。
这是真正的危险边缘。
科幻大片总是给人们展现各种超越当下物理定律的景观，典型的就是时空隧道。人们对黑洞、星际旅行、时空隧道总是充满好奇和激情。在技术手段还十分匮乏的年代，科幻作者们就曾设想过时空穿梭机。不过，那毕竟是科幻大片的艺术展现。
人们对当今黑科技最大的恐惧和担忧，就在于可能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从技术角度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两点：一点是虚拟现实提供的。虚拟现实可以深度侵入人的感官系统，重塑人的感知界面，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另一点，是代码化。所有的数字装置，都依赖开放编码来运转。这些代码可能是事先写好的，也可能是动态生成的，还可能根本就像“被污染”的纸巾一样，“粘”到干净的代码片段上的。这两点让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吃瓜群众，对技术驱使下的未来世界，既充满好奇，也充满恐惧。
思考这些问题，是哲学家的领地。
技术变革影响世界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理性的范畴。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哲学、对思想的渴望就更加急迫。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学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今天的哲学则致力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从古希腊到康德、黑格尔的古典体系，总是试图给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完满认识的哲学姿态，已经远远不够了。
虚拟现实的危险是什么？就是“界限消失”。用我这些年讲述“认知重启”课程的话说，我称之为“六根重塑”。技术深度介入世界的后果，就是人的感官被大大重构。我们所见、所感的世界，早已不是纯粹的“第一自然”，而是“第二自然”甚至“第三自然”。
如果还是沿用笛卡尔的“两分法”看世界，就会感到莫名的困惑和焦虑：过去硬邦邦、明晃晃的“主客分界线”，是这个世界平稳运转的保证，也是主客之间不可逾越之门。但是今天，至少这个门被打开了，甚至被拆掉了。
今天谈论前沿科技，往往会弹出一长串技术名词：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如果再加上神经网络、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那就更不得了。这些名词背后的技术联手起来，这个世界的面貌必然大变。中山大学虚拟现实实验室的翟振明教授将这一画面，描述为三个层级：最底层的是物联网为核心的冷冰冰的网络；中间是“主从机器人的遥距操作”，也就是交互层；上面还有一层，就是虚拟现实环境下的人际网络。
这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会告别今天这个熟悉的世界：和煦的风，狂暴的雨，嘈杂的闹市，宁静的泊船～～画面还是那个画面，但你知道这一画面中，有多少添加剂，多少合成物，掺入了多少剂量的代码调制？
翟振明的思考，就站在这一画面的边缘处。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邪恶”的。或者换一个委婉的说法是，这个世界具备相当的“邪恶的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将摧毁自由意志，摧毁人。与诸多具有人文情怀的工程师、科学家一样，翟教授坚定地认为，他之所以做这些实验，触碰虚拟现实的“危险边缘”，甚至申报技术专利，是希望“捍卫人的尊严”，希望像古罗马的门神雅努斯那样，守望过去，祈祷未来。万丈深渊的边界，善恶的分水岭在哪里？他没有画地为牢的假设（即一元论或者二元论，这恰恰是西方文化数千年争执不休的一个元问题），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为万丈深渊的边缘，插上警示牌。
六根与三观：亟待探索的造世伦理学
虚拟现实的意义，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两个：一个是它提出并深化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虚实边界的消弭，这个世界“堕落”的可能性有多大？另一重意义，我觉得是暗含的，即东西方文化的对话。
对未来世界的预测，这些年来悲观的论调其实已经不少了。比如受到广泛批评的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其实马斯克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异常分裂。他一边义无反顾地试验着各种大脑植入芯片的可能性，另一边对未来世界极度担忧，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内接管人类”。另一位当红历史学家，以色列的70后教授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宣称，99%的人在高科技面前都会蜕化为“无用之人”。这个说法其实并非赫拉利首创。
1995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聚集了500位世界级的家、商界领袖和科学家，他们所描绘的人类“正在转入的新文明”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下个世纪（即21世纪），启用占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那么剩下的80%的人干嘛呢？布热津斯基还专门用一个词表达这层意思，就叫“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今天人们更熟悉的说法叫“奶头乐”。（参见《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当越来越多的头盔被卖出去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裸眼3D成为日常生活无法摆脱的常态的时候，某种潜藏很深的认知重塑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
比如“注意力”这个话题。注意力的问题，长久以来游离于严肃的科学之外。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个哲学问题，而哲学家又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感知测量”的实验问题。过去4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证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中指出，人们以为的“注意力”，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如说是对“意识”挤压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人们以为“看世界”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过程，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看视权”。但殊不知，经过千百万年与周遭世界的视听感知交互，“本能与天性”中已经慢慢渗透、沉淀、挤压成型了大量看世界的“取景框”，这些个取景框，构成了人们“看世界的意识构造”。
电学和光学效应，被用于广播、电话、电视，直到今天的电脑、互联网、手机的150年里，一系列声光电的生活装置和生产装置，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人的“六根”。现代人的“六根”与秦汉时期、唐宋时期人们的“六根”已经大大不同。如此说的话，“三观”怎么可能毫无变化地沿袭至今呢？
六根重塑，其实在哲学、伦理学的意义上，就是重塑三观的过程。
技术对生活世界的重构，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种重构时而缓慢，时而急速。讲一点近代艺术相关的话题。近代艺术家为何在19世纪中叶之后，陷入某种烦躁不安的境地？为何在数百年宫廷画、写实主义的土壤中，忽悠长出了“印象派”的色彩斑斓？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化学颜料的出现。
对达芬奇、鲁本斯、拉斐尔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手工调制颜料，是一个画家的本分。现代画家已经没有了这一“福分”。化学颜料的出现，仿佛给画家装上了“义肢”——换一种说法，就是画家其实被截肢了。这就是“六根重塑”的真实过程。
当这件事情一旦发生，或者一旦被意识到已经发生，剩下的事情就变成“遥远的追忆”了。生命列车，已经驶入了扳好的另一股道岔。
虚拟现实的深入研究，需要关注其哲学层面“长期演化路径”，核心思想是提醒人们“要开始应对无节制的技术颠覆”了。
虚拟现实绝不仅是技术，而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存续。对中国人来说，基于传统东方文化领悟“天人关系”是理解虚拟现实的一个重要视角。100年来的哲学思潮，最伟大的发现，其实是发现不可能。“空无”，并不是“空白”。中国古代贤哲的智慧，对超越有无之辩、有无之境，天然有自己的独到视角和言说。无论孔孟或者老庄，驾驭有无的至妙法门是除却黑白的第三极：中道。
用中道的思想“统摄”有无。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耐心、极强的意志和精妙的自我把持能力。
这个世界并非用钻探、挖掘、还原法就可以穷尽。但今日之中国人，已经走出了明清时学者的那种局限性。那种船坚炮利的威慑之下出现的两极分化，要么投身于富国强兵，要么退居祖地、再度闭关锁国——这两条路都已经不能用当年的意蕴来衡量。中国人的祖训在兵略上，讲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在复杂多变、纵横交错的当下世界，要进退有度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特别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虚拟现实、数字货币等等高科技，正在铸造未来数字世界的新型基础设施的时代，一方面要有扎扎实实的硬核实力，另一边，还要保持巨大的虔诚和敬畏。能很好驾驭“为”与“不为”两者的，恰恰是中道。
但是，中道并非坐而论道。需要改造世界，也不能忘记解释世界。这个世界不但需要重新解释，更需要在改造中解释。
没有现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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