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可以看出，没有什么比经历过通货膨胀更能让人渴望稳定的物价和稳健的货币了。而货币如果完全崩溃了，这份渴望就更为强烈。美国大革命时货币崩溃过，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德国在1923年也有过类似经历。虽然美利坚合众国是依靠着大量毫无价值的纸币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建国的最初几年，美国曾坚定地、后来又后悔不已地采用过金属铸币，并且采取了避免故态复萌的措施。
美国宪法对联邦政府的铸币权做出了限制，不仅明文禁止各州发行纸币，更禁止联邦政府发行纸币，这造成了更多不便。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动议，即加入一条允许政府“以美利坚合众国的信用做担保，发行纸币”的条款，这一动议被大会否决了，但后来人们都用这句话描述纸币。在迫切需要货币时，这件事就是宪法缺乏灵活性的一个教训，对于支持宪法的一派来说，这也是个教训。1812—1814年战争期间，财政部部长加勒廷非正式地颠覆了宪法的禁令。
迫于非常时期的压力，他发行了可以流通易手的国库券。这些国库券大部分都有5.4%的利息，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利息，而且面额非常小，面额最小的一种仅有3美元的面值。这些国库券并不是可用于偿债的法定货币。而这也许是国库券唯一遵守宪法之处。
到了内战的时候，美国人就不再遮遮掩掩了。有证据表明，如果一个人和货币形成不应有的关系，就会自命不凡，缺乏决断力，并且性情高傲，令人生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萨蒙·P.蔡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是总统，但是最后只当上了林肯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自认为是极大的憾事。刚开始，对于发行纸币，他显得十分犹豫，后来又因为多次迫于战争压力，要求国会多次发行美元，这些美元可是彻头彻尾的纸币。
1870年时，蔡斯是代表法院多数意见的大法官，此时他又声明美元是违宪的。到1871年，新一届法院驳回他的这一立场，他又表示坚决反对。无论如何，宪法是一个转折点。除了加勒廷发行美元这一例外以外，政府的纸币试验都已失去了力度。但是美国人的创新本能和激发通胀的本能并没有就此消失。于是，美国人将满怀的热情和力量都投入到了银行业。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接过了国家和大陆会议的债务，还好意对待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以较为大方的比率将这些纸币从持有人手中赎回，一美元的纸币可以兑换一美分的金属铸币。在汉密尔顿的建议下，政府在费城成立了一家铸币厂，并达成广泛共识，将这家铸币厂铸造的金币和银币作为国家的基础货币。当时争论的焦点只不过是钱币上应当印上自由女神还是其他当代家的头像。
按照规定，1块鹰扬金币面值10美元，每美元含24.75毫克纯金，1块面值1美元的银币则含有371.25毫克纯银。刚开始的几年，铸币厂只生产银币。这是因为在铸币厂之外交易时，24.75毫克的黄金能够交换到的白银略多于371.25毫克，如果把黄金兑换成白银，然后用白银铸币，就可以用多出来的这一部分白银铸更多的钱币。总有一些人通过这种方法获利，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大名罢了。
用货币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黄金价值被低估了。
但是，很快铸币厂也不用白银铸币了。费城铸币厂铸造出来的银币闪闪发亮，比当时西班牙殖民地流通的西班牙鹰扬银币要更轻，美国银币也用了鹰扬这个名字。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就发现，更轻更亮的美国银币在市面上的购买力和更重、含银量更高、更值钱的西班牙银币是一样的。北美商人发现，可以从西班牙殖民者那里弄来可能有一些溢价的西班牙银币，然后把这些银币带回美国融化，再铸成美国银币，这样每100个西班牙银币可以多铸造出几十个美国银币。于是，美国银币先是把金币逐出了市场，又把西班牙银币逐出了市场，赶出了北美。
这是格雷欣法则的双重效应。杰斐逊明显认定这是不合情理的，于是果断停止铸造美国银币，终止了这场闹剧。之后的一代美国人用的都是五花八门的外国铸币，其中自然少不了英镑、先令和便士。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更为重要的银行业。自美国独立之后，美国人得以自己成立银行。
建国之初，美国人发现可以建立银行，由银行发放货币。这比殖民者发现纸币更让人振奋。纸币可以使国民不用承受可怕的税收，如果使用得当，就像在殖民时期的宾夕法尼亚一样，发行纸币可以改善打击商业热情的通货紧缩。但是，这些好处都是比较宽泛的，需要全社会行动才能实现。银行发放的货币能够带来的好处则是十分具体的，而且只要个人有意愿就可以实现。
具体而言，银行借出的纸币是要求借款人付利息的，利息返还到银行所有者，这是正当又直接的收入。借到这些纸币后，个人可以购置土地、房屋、工具、原材料，请帮手，这样就可以务农或是进行生产制造，或是用这些物品和房屋做买卖。在一个单纯的社会里，信贷运作实际上是十分平等的。
通过借贷，有精力但是没有财富的人几乎可以和那些有财产的人一样参与经济活动。贷款的条件越宽松，就意味着更贫穷的人可以借到钱，信贷就更加平等。这令人愉快的平等似乎也就升级了，而不是降级了。
因此，从18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人一直以极高的热情开设银行，同时也心照不宣地喜欢“坏”银行。“坏”银行和“好”银行相反，会借钱给高风险客户。
在讲英格兰银行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有三个主要职能。其一，央行可以要求商业银行赎回发行的纸币，以此避免商业银行过度借贷或过度发行纸币。其二，央行也许会通过向商业银行出售债券的方式，拿走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可贷出现金，从而要求商业银行将指定的一部分存款放在央行做准备金。这样可以限制银行扩张借贷规模，并限制因借贷而产生的存款规模。其三，这一部分资金可以作为救济资金，解决商业银行出现的挤兑问题。
美国建国初期，人们手头紧张，但是雄心勃勃，都希望银行能够多多放贷。央行的前两个职能与这种希望是相抵触的。而如果没有前两个职能，第三个职能就无法实现。除非事前未雨绸缪，否则一旦人们纷纷来到银行要求取出存款，商业银行就没有生路了。
美国的银行业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银行能够有节制地发放货币，维持货币稳健、物价稳定，并且希望有一个救星一般的最终借款人。另一部分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银行对借贷双方的所作所为和所得都不做任何限制。这样后果无论多么糟糕，也总比处处设限要好。以上就是双方争执的关键之处，但这毕竟是关系到钱的问题，这种问题总是充斥着无数复杂的情况，双方各自摆出一副姿态，造成无数误解。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提出承担债务、赎回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建议设立铸币厂、刺激制造业，还建议成立中央银行。就像拿破仑建立法兰西银行一样，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借鉴了英格兰银行的模式。虽然都是英国的对头，美国和法国却都没有小看英国的金融机制和智慧。
美国第一银行的特许状以20年为期，资本为1000万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200万美元。银行股份共2.5万股，个人持股不得超过1000股，外籍人士可以持股，但没有投票权。1791年7月，美国第一银行第一次公开招股，所有的股份都立刻被认购了。很快就有人开始投机股份认购权。然而，认购者大都十分谨慎，首付资金不多，银行最终开始运行时，所持有的金属铸币现金约为67.5万美元。
就其本身而言，美国第一银行是颇为成功的。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第一银行及其8家分行负责存储政府资金，将这些资金在美国范围内转账，支付公共支出，为政府和个人发放贷款。政府和个人从央行申请的贷款，全部或者部分是银行纸币。这些纸币可以用于交换黄金白银，和黄金白银一样流通于市场，公众接受度良好。
这段时期普通银行数量并不多，1805年估计有75家，全部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各州。
美国第一银行严格地对这些银行执行限制措施，假如有银行不能按要求支付金属铸币，央行就会拒绝接受这家银行的纸币。既然央行以身作则，其他银行也会拒绝接受这家银行的纸币。储户就会把钱存到那些发行的纸币能够流通的银行。除了一贫如洗的人，任何人如果要向银行借钱，都会先核实这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是否被债权人接受。有些信用良好的州立银行一度被纸币持有人和债权人挟持，央行也曾出手相救。
因此，除了执行限制措施，央行还是最终借款人。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美国第一银行意识到并发展出了中央银行的基本监管职能。我们之后会提到，美联储系统在刚成立的20年里，表现还不及美国第一银行。但是美国第一银行的成就，正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当时有一部分人对所有的银行都心存疑虑，尤其质疑大银行。英国的托利党人认为英格兰银行有悖传统权威和体制。美国也兴起了共和主义，弗吉尼亚州的绅士们认为美国第一银行的目的是夺取金融权力，推行病态的城市化。
他们还认为银行是欺诈行业，专门把辛勤的农夫的财富转移给制造业老板。他们认为农业社会是符合自然的，是正道，而制造业公司与之恰恰相反。1814年，杰斐逊回到了蒙蒂塞洛，这时他已经忘却了之前和约翰·亚当斯的分歧，两人开始了著名的通信往来。杰斐逊在信中表示，自己认为银行既不怀好意，又善于欺诈：
我向来以银行为敌，我指的不是那些贴现的银行，而是那些强行发行自己的纸币，从而折损我们的现金的银行。我对于这些机构一直极度反对，因此公开强烈反对建立美国第一银行。那些银行大鳄们一边嘲笑我是个疯子，一边偷偷窃取公众的财富，他们的财富是欺诈而来的，毫无建设性……革命时发行的旧纸币使个人财富受损，但是拯救了国家。
不如将这些纸币供上神坛，烧光现在和未来的银行特许状献祭，顺便把这些银行发行的纸币也烧个精光？因为这些银行和纸币不仅会毁灭个人，还会毁了国家。我们办不到。人们已经过于疯狂了。这股疯狂制造了幻觉和腐败，迷住了所有政府官员、将军、专家和普通百姓。其他大大小小的银行也反对美国第一银行。
对于这些银行而言，美国第一银行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竞争对手。美国第一银行管理着联邦政府的储蓄，这可是个美差。美国第一银行还像普通的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而且美国第一银行不仅是个竞争对手，还是其他银行的主人。
它强行要求其他银行遵守它定下的规矩，要求其他银行用金属铸币担保发行的纸币。如果没有美国第一银行，其他银行的业务会更加灵活。毫无疑问，这些银行的客户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些银行对美国第一银行的憎恨，尤其是在这些银行拒绝客户贷款要求，或要求客户偿还贷款的时候。
在最初投票决定是否成立美国第一银行时，东北部各州投了赞成票，欠发达的南部各州投的是反对票。随着时间的流逝，选民年纪渐长，现在马萨诸塞和其周围的几个州已经成为保守金融的新堡垒。1810年，众议院以高票数通过了更新美国第一银行特许状的草案。草案接下来要接受国会会议表决。美国第一银行的反对者赶紧对拿不定主意的立法者们进行了一番教育。参议院开会的投票结果是17︰17，打了个平手。
现如今，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和国防部部长、国务卿有所不同。除非财政部部长有旁人没有的渠道，能够影响总统的决策，否则就是一个例行公事、仪式性的职位，并没有集中的权力。林登·约翰逊为了说服自己的一个下属担任财政部部长，曾警告此人，如果他不答应出任财政部部长，自己就会找个没脑子的人来担任。副总统在美国国家事务中一直不是一个有决定性作用的职位，除非在职副总统违法篡位，或是总统被弹劾，或是总统罹患心脏病。
但是在1810年时，情况并非如此。杰斐逊一直反对美国第一银行，他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也持反对意见。在1809年接替杰斐逊成为下一任总统的麦迪逊虽然没有那么强硬，但之前也曾表示他认为美国第一银行是违宪的。然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表示支持美国第一银行。
他有着独立自主的权力，并且这个权力是行之有效的。加勒廷力推为美国第一银行更新特许状，奈何参议院投票出现了平局。此时，副总统克林顿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表态支持反对的一方，因此更新特许状的法案没有获得通过。
历史也许并不会重演。但是接下来的25年里，历史却真真切切地重演了。美国的银行业摆脱了美国第一银行的约束，又受到了1812年战争和战后复苏的鼓励，银行数目飞速增加。1811年全美只有88家银行，1815年就有了208家。这些银行发行的货币也从1812年的约4500万美元涨到了1817年的1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及西部地区货币发行增量最大。
在1814年英军夺下华盛顿之后，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银行以此为由，纷纷暂停支付金属铸币。很多银行其实是很期待这一借口的，因为不需要赎回纸币是有助于发行纸币的。这也导致在用纸币购买货物或是偿还债务的时候，付款方必须要把纸币面值打个折才能花出去。
新英格兰地区各家银行的纸币仍然是可以兑换成黄金白银的，因此购买力没有打折。但是纽约各银行发行的纸币兑换前景就较差一点，因此购买力打九折。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的各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更是花里胡哨，购买力打了八折。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各种纸币面值打了五折。此外，市面上的所有纸币都出现了假币，这就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
1817年，宾夕法尼亚州仅通过一个法案就成立了37家银行。之后几年，美国各处都成立了许多银行。一个地方只要有“教堂、酒馆或是铁匠铺，就符合标准，可以设立银行”。“其他公司和商人也发行‘货币’。理发师和酒保也在这方面和银行竞争……几乎每一个公民都认为发行货币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这样的混乱无序又一次反衬出了遵守秩序的好处，并且引起了通货膨胀，扰乱了物价。此外，美国第一银行不仅要为购买和销售政府债券服务，还肩负着政府资金转账和支出的重要业务，这些业务都是1812年战争急需的。
但是美国第一银行消失的时候恰逢1812年战争，这些业务也随之一起终止了。当时作战的整体管理、军事安排和其他方面都极其混乱，也许仅次于越战。情况本身已经够混乱了，货币失序虽然并不是诱因，却也有那么一点雪上加霜。
于是历史又重演了。1814年，金融领袖史蒂芬·吉拉德、戴维·帕里什、约翰·雅各·阿斯特制订了成立一个新的美国银行的计划。之后几个月，他们联合其他人在华盛顿疾呼有必要成立新的中央银行。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成立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除了比其前身美国第一银行规模更大，其权威和职能几乎没有变化。
刚成立的时候，美国第二银行的表现就像1个世纪前的英格兰银行一样：身为监管者，却急需被监管。1816年，正值美国战后经济全面复兴，西部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投机潮。新成立的美国第二银行也雀跃不已地参与了投机活动，尤其是积极地发放了大量土地贷款。
此外，美国第二银行还对本行的股票进行了疯狂的投机，就好像要突出其不受控制的意图一样。美国第二银行也没有对其他银行加以约束。它的前身美国第一银行曾经因为要求州立银行赎回纸币而广受非议。也许是因为这一前车之鉴，美国第二银行并没有要求州立银行赎回纸币。1818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巴尔的摩分行由于发放过多不良贷款而倒闭。但是在一番当时流行的“拆东墙补西墙”之后，分行倒闭并没有拖垮位于费城的总行。
1819年，朗登·切福斯接替威廉·琼斯出任美国第二银行行长。琼斯的智力让人捉摸不定，但是他的判断力无疑很糟糕。而切福斯则被许多历史学家形容成一个极为不讲道理的人，这也许正是当时的时势所需要的个性。切福斯大刀阔斧地缩减了贷款，强制拍卖了大量抵押资产。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崩溃了—物价暴跌，债务违约，破产激增。这二者看上去只是恰巧同时发生而已。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每隔20年就会有一次这样的恐慌，这是5次中的第一次。
琼斯之前采取的政策太宽松了，而切福斯的政策又过于紧缩。1823年，切福斯卸任行长一职。新任行长是一个更有趣、更聪明、更兼容并蓄的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他毕业时没有给他颁发学位，原因是他毕业时只有13岁，学校觉得这个毕业生年纪太小，这就是尼古拉斯·毕多。毕多和之前的行长们不一样，他对美国第二银行的角色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希望能够切实地发放有效贷款，为整个社会注入一股积极的力量。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第二银行肩负着约束州立银行的职责。同时，和前任行长们以及同时代的美国人比起来，毕多的傲慢个性也是远超众人。
在毕多的任期内，美国第二银行成立了众多新分行，最终达到了29家。美国第二银行扩大了以债券形式发放的贷款和投资，并且在收款时只接受那些可用黄金白银赎回纸币的银行发放的纸币，代表政府收款时也是如此。在收到纸币后，美国第二银行会立刻去这些银行将纸币兑换成黄金白银，实时检验这些银行是否愿意且有能力赎回自己发放的纸币。州立银行在被迫交出黄金白银后，自然会用美国第二银行发行的纸币去要求第二银行用真金白银赎回。双方就是这样实现了互相监管。
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第二银行发行的纸币是有限额的，那些让纸币得以流通的贷款也是有限额的，至少面值是较小的，这是因为有一个硬性限制凑巧造成了这种局面。按照当时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银行发行的所有纸币上都必须有行长和柜员本人的亲笔签名，不能复制，也不能仿造。当时只能用笔签名，因此银行人员一天最多只能签发1500张纸币，如果签发太多张纸币，就没有多少时间履行其他更有意思的职责了。当时银行向国会请愿，希望能够放松这一限制，允许分行签发纸币。
国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毕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最终招致许多人愤怒反对。毕多当时安排分行的员工向另一个员工开具一张支票。收到支票的员工以美国第二银行的名义，承诺兑现这张支票。如此一来，这张支票就成了银行承诺支付现金的凭据，这就不再是一张支票，而是一张银行发行的纸币。要求借款的人就会接受这张票据，然后将其易手流通。
毕多十分有创意地规避了法律。对于那些给分行签发纸币法案投反对票的人而言，这可不太招人喜欢。毕多为人也同样不太招人喜欢。他盛赞自己作为银行家的权力，曾经不止一次地暗示这一权力堪比美国总统的权威。他还愉快地表示，自己的职位让他能够主宰州立银行的生死，并且以自己行使权力时有所节制、宽宏大量而自矜。
参议院委员会曾经询问毕多，美国第二银行是否曾对州立银行施压。毕多答道：“从来没有。如果美国第二银行施展权力，没有几家银行能够不倒闭。但是并没有哪家银行因此受损。”这样的回答让杰克逊总统认为“美国第二银行的行长已经告诉我们，大多数银行是仰仗美国第二银行的宽宏大量而偷生”。之前我们曾提到过，和金钱扯上关系会导致人的触觉失灵。毕多和蔡斯都是佐证，而毕多更甚。
正如施莱辛格教授强调的那样，毕多也受到了当权者和支持硬通货的人的反对。有些东部的银行家对他定下的规矩深恶痛绝。纽约也有人对毕多的作为心怀忧虑，他们担心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二银行会让费城获得其不应有的金融地位。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定这个因素是否有实际意义。
固然，如果中央银行继续设在费城，那么费城就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也许还是主要的全美金融中心，而华尔街就只是一条普通的街道而已。在这段时期，杰斐逊和杰克逊两位总统相继表示支持硬通货，反对央行。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
其中许多工人认为无论是政府发行还是银行发行，纸币都只是一个用于工人的支付手段，因为纸币会推高物价，其购买力也会因此打折，导致工人获得的报酬也打了折扣。但是，毫无疑问，在美国第一银行这桩公案中，最强大的反对势力是那些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更为昙花一现的州立银行，还有那些认为自己能否发财都取决于这些小银行的人。
然而，在这一次美国第二银行的事件中，南部各州大部分都愿意接受美国第二银行，也愿意受其监管。西部的新移民则格外需要宽松的信贷条件和愿意放贷的债权人，因此成为反对派的主力。
虽然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要到1836年才到期，但是争论却在这之前的好几年就开始了，并且一度声势甚烈。1831年，在偏远的圣路易斯，毕多的兄弟、当地分行的主管梅杰·毕多卷入了一场针对美国第二银行功过的激烈争论中，他坚称美国第二银行的功劳是极大的。争论双方约定用手决斗，结果两人都死于决斗。这一双重悲剧并不是因为两人法不佳，而是因为要照顾近视的梅杰·毕多，所以决斗双方站得特别近，只隔了5英尺。
1832年，亨利·克莱率领一众支持美国第二银行的国会议员，通过了一项为美国第二银行更新特许状的法案。杰克逊总统言辞尖锐地否决了这一法案。在当年稍后的选举中，美国第二银行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毕多并不是无计可施。他坚信银行业是权力之源，因此经常给因拨款法案受阻而拿不到工资的国会议员拨款。
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曾经多次担任美国第二银行的董事，还为银行担任顾问，并向银行收取聘用费。“我的聘用费最近没有按惯例发放或续发。如果还希望我与银行继续保持现有关系，请按惯例支付我聘用费。”还有许多其他知名人士得到了类似待遇，包括一些新闻界人士。
其中就包括被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誉为“美国庸俗新闻之父”的詹姆斯·戈登·班奈特。杰克逊赢得了选举，并且获得的票数比4年前还要多。美国第二银行的命运也就尘埃落定了。之后80年中美国对中央银行的看法也就此确定了。
杰克逊又获得了4年的总统任期，他当即将政府存款从美国第二银行取出。总统内阁内部也有反对这一行为的声音。就像140年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周六夜大屠杀”一样，杰克逊接连让两位财政部部长下台，直到找到了一位忠实执行他指令的财政部部长，也就是后来的首席大法官罗杰·B.托尼。
毕多仍然认为自己作为银行家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回应是收缩美国第二银行的贷款，准备挑起危机。“后果就是一场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毕多这样的做法，最终反而令杰克逊获得了更为坚定的支持。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推崇稳健货币和金本位制，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杰克逊破坏美国第二银行的做法是非常邪恶的。芝加哥大学的怀特教授在1949年发表文章，认为杰克逊的做法是源于他对美国第二银行深深的厌恶之情。怀特教授叹息道：“国家成立大型中央银行的试验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到了近代，至少开始有人对银行家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社会风气更为民主，普通人也有了辨识力和品德素质。
人们转变了观念，开始以更为温和的态度评价杰克逊的做法。杰克逊确实是本能地采取了行动，但是他的做法绝对是符合其选民需求的。他代表的是那些新州、新农场和拓荒的人，这些人虽然人微言轻，但是活力十足、雄心勃勃。
在这一重要方面，杰克逊凑巧是这些人的同盟。杰克逊反对美国第二银行，认为这一垄断银行是怪兽，而且像毕多所说的那样，美国第二银行还有权力挑战州立银行。
这一权力与民主是相抵触的，并且掌握在杰克逊的政敌手中。杰克逊其实是青睐金属铸币的，他认为货币应当由真金白银铸造，认为所有的纸币都是恶魔才会用的手段。但是在除去美国第二银行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推行金属铸币，而是采取了最温和的手段，即开设大量新银行，排山倒海地发行银行纸币。
这些纸币和随之而来的贷款，正是他的选民最想要的。假如杰克逊成功地推出了自己想要的金属铸币，那么前面提到的这些虽渺小但是有活力和志向的拓荒者就会咒骂他。假如杰克逊在第一任期实现了这一改革，那么这些人就不会投票支持他连任。假如杰克逊在第二次任期实现了这一改革，那么这些人就不会容许他回到田纳西的家中。
历史学家在思考杰克逊在金融方面的功过时，也许还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杰克逊自己也很困惑。而且，杰克逊本人有时候会词不达意。传说在新奥尔良战役时，英军步步逼近，杰克逊在棉花堆掩体后面发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命令：“把往上抬低一点。”
毕多的余生就是一则道德寓言。宾夕法尼亚联邦为美国第二银行重新颁发了特许状。后来由于银行在投机棉花时支付了过多预付款，导致其在1839年暂停支付款项，之后宣布破产。毕多被逮捕并以欺诈罪被起诉。
宾夕法尼亚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欺诈罪不成立，转而进入民事诉讼。没过多久，在案子还没了结的情况下，毕多便去世了。他的命运和几乎每一个进行货币创新的人一样。劳侥幸躲过了巴黎的暴民，最后在维也纳清贫地死去。
帕特森在达连湾的灾难中捡回一条命，但是也落得个破产的下场。罗伯特·莫里斯曾经是大革命的财政家，后来因为欠债而坐了几年牢。汉密尔顿受红颜祸水雷诺兹夫人和她贪婪的丈夫牵连，声誉受损，广招非议，最后死于杀。杰伊·库克曾经通过出售债券，收取美元资助内战，后来也崩盘失败。
安德鲁·梅伦曾经被视为接替汉密尔顿的不二人选，后来也是侥幸逃过了所得税的惩罚。哈利·D.怀特和劳克林·柯里两人和马里纳·S.埃克尔斯一起将凯恩斯经济学带到了华盛顿，后来被怀疑同情社会主义，两人都被撤职了，一个死了，一个被流放。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曾经极力主张用黄金做货币，后来沦落到在佛罗里达推销房地产。他曾经和克莱伦斯·丹诺在代顿市就《圣经》的字面意义展开争论。
布莱恩肯定且自信地维护《圣经·约拿书》，但是之后又动摇了，承认挪亚没有把所有动物带上挪亚方舟，因为挪亚很有可能没有带鱼。几天后，布莱恩就去世了。最后还有约翰·B.康纳利，在货币史上也许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是理查德·尼克松内阁的财政部部长，缔结了令美元贬值的《史密森协定》。按照惯例，他也被起诉了。但是他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最终被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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