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aron Wright，Benjamin N. Cardozo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
译者注：本文篇幅较长，但是译者已进行语言逻辑的编辑，请读者朋友们耐心阅读。
区块链不仅仅是关于金钱。 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的发明激发了现代技术专家重新构想金融和商业世界的活力。 这些技术人员旨在实现的愿景不仅仅是支付系统和其他金融工具。 基于区块链的大型生态系统和项目预示着未来，在线用户可以以匿名的方式进行协调和交流。
这种未来的形态正迅速成为焦点，并以称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或 DAO 为中心。这些 DAO 的运作假设与当今许多传统法律实体和其他商业协会不同。DAO 不是由董事会或经理运营，而是旨在由民主或高度参与的流程或算法管理。DAO 不是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司法管辖区运营，而是遍布全球，将数千、数万或数十万的成员拼接在一起，无论他们的实际位置、背景或信仰如何。DAO 通常试图避免书面协议或其他形式的法律手续，成员主要同意使用软件和代码规则来遵守和管理他们的事务。
至少与现有的法律实体相比，DAO 具有一定的运营效率，目前被管理超过 5 亿美元资产的组织所使用，这表明法律制度应采取措施适应其增长和发展。 DAO 能够快速汇集和部署资金，通常实施低成本和简化的数字投票计划，并实施内部控制来保护成员资产，并有助于减少持续监控以检测欺诈或其他内部人员滥用的需要。
尽管如此，DAO 并非没有挑战。DAO 的理想设计仍在探索中，暴露出具有挑战性的治理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最终会阻碍其成长和发展。 DAO 未被正式认可，也不能完全融入现有的商业协会形式，使得 DAO 难以被传统的商业实体采用，可能会对用户施加个人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DAO 中的利益可能难以分类，这在证券法方面引起了监管方面的担忧。
本文探讨了 DAO 的性质，并强调了国家和监管机构可以调整现有法律制度以适应 DAO 的几个领域。第二部分概述了 DAO 及其好处，并包括 DAO 的分类法，以帮助了解当前区块链生态系统中出现的不同变化。第三部分描述了 DAO 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概述了技术人员或州官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以适应和促进这些原生数字实体的增长的潜在方式。
从资本实体到算法实体的演变代表了人类核心活动的逻辑延续。几千年来，出现了一些组织来协调经济和社会互动，以应对当时新的商业挑战。例如，罗马人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实体，例如 societas peculium 和 societas publicanorum，使各方能够从事一系列商业活动，并通过实现利润分享和有限责任来履行国家合同。在中世纪，意大利人开创了有限合伙制的早期版本，以资助海上贸易。 1600 年代，随着欧洲开始超越国界并在更加全球化的基础上运营，探索时代使英格兰和荷兰的股份公司焕发生机。美国的工业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代公司推动的，从 1811 年开始，纽约允许私人团体在没有广泛批准程序的情况下组建自己的公司结构。最近，1970 年代后期动荡的能源市场使有限责任公司焕发生机，当主要国内生产商与中东石油供应相关的问题苦苦挣扎时，各方能够探索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机会。
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数字化，技术人员继续寻求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和相关的智能合约来构建并最终自动化团队决策、资本形成和资本部署的关键方面来发展社会协调。 这些被称为 DAO 的数字原生组织抱有希望，至少在其创建者眼中，希望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组织结构。
1. DAO的概述
DAO 被视为解决当今软件开发人员面临的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即如何管理设计上涉及高度自治软件的开源技术。 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区块链生态系统中，但作为开源技术 随着自动化软件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中，DAO 的使用可能会从区块链开发人员的唯一领域扩展到一系列行业。
DAO 的界限仍在不断发展，但就目前的形式而言，DAO 依靠区块链、自主智能合约和数字资产来支持在互联网上本地运营并具有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全球扩展能力的组织。 区块链作为支持这些组织的基础支柱，新技术作为协调的中心点，以促进经济交易和社会互动。 希望 DAO 通过完全数字化、易于加入和覆盖全球来建立和改进现有的法律实体。
DAO 依靠智能合约作为管理用户交易的主要粘合剂。 智能合约定义了结构化和促进组织运作的防篡改规则。 由于这些特征，DAO 部分不同于当今现有的企业和公司，后者依靠成文法和通常的书面文件来定义组织的界限。
对于目前许多 DAO 来说，成员的目标是让智能合约代码规则至高无上。 加入 DAO 的各方在实质上同意不仅要遵守法治，还要遵守代码规则。该代码形成了一个难以更改的规则的凝聚力网络，这些规则建立了任何与之交互的标准和程序。
凭借这些功能，区块链技术可以创建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成员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协作——如果需要，还可以交易价值——而无需依赖中心化实体或中介。 受开源协作模型的启发，DAO 通过基于区块链的协议和基于代码的系统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专注于实现共同的社会或经济使命。 DAO 扩展了 Yochai Benkler 提出的基于公共的对等生产系统。 它们是“分散、协作和非专有”的组织结构，“基于在分布广泛、联系松散的个人之间共享资源和产出，这些个人相互合作，而不依赖于市场信号或管理命令。”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DAO 依靠智能合约授予人们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指导组织资产的能力。 DAO 中的成员赋予参与者特定的权利。 一些 DAO 赋予成员获取组织部分利润或亏损的权利。 其他 DAO 为其成员提供访问、管理或转移组织控制的资源或服务的权利。 用户的权力还可以与特定特权相关联，比如为用户提供参与组织决策过程的机会。
DAO 往往在几个关键方面不同于现有的组织结构。 首先，DAO 通常缺乏正式的管理者，并且 DAO 成员之间的隐含关系（对于许多 DAO 而言）不是受托人的关系，而是成员处于平等地位，至少在加入和获取相关信息的可用性方面与 DAO 的运作方式有关。 其次，DAO 成员资格并不一定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可能被证明是短暂的。 由于缺乏兴趣、更好的机会或其他原因，成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入，参与组织，或退出 DAO。
DAO 中的治理通常以较少层次的方式实现，并且通常更依赖于群体共识。 这些新组织不一定依赖董事会或首席执行官； 相反，越来越多的 DAO 由分布式共识管理——使用智能合约来聚合成员的投票或偏好（即参与式 DAO）。 第二类全新的 DAO 旨在本质上完全的算法化，用底层智能合约完全决定了 DAO（即算法 DAO）的全部功能。 DAO 的生态系统如下图所示：
上述新兴的 DAO 结构代表了区块链开发人员和爱好者部署的两种不同的组织设计。算法 DAO 完全依赖软件来构建和协调社会互动，就像比特币、以太坊和其他基于区块链的分散协议一样。探索管理涉及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的智能合约的开源技术。
后一种形式的参与式 DAO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旦部署到区块链上，智能合约就其性质而言很难修改和更改。它们具有防篡改功能，可以设计为自主的，这会带来监管挑战，并使软件用户在出现错误、问题或监管问题时难以修改智能合约。
参与式 DAO 有助于减轻更多自主智能合约带来的一些不利因素。通过依赖 DAO，基于智能合约的协议的初始开发人员可以将正在进行的决策转移给软件的不同用户和支持者群体。这些 DAO 的成员通常有权设置底层智能合约所需的参数，也有能力更新智能合约本身。治理决策通过由分发给智能合约用户以及智能合约的初始开发人员以及有时这些开发人员的投资者的“代币”衡量的投票进行。
这些参与式 DAO 指向未来，开源技术由其用户或其他治理代币持有者管理，他们可能致力于确保基于智能合约的底层技术的持续发展。这些治理代币可能会通过防止智能合约开发人员采取违背智能合约用户的行为来帮助控制他们。同时，治理代币的持有者可以采取准备行动来应对监管要求（如果出现）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出现的复杂技术或组织问题。
2. DAO 的感知优势
DAO 的早期例子表明，至少与现有的合法组织结构相比，DAO 可能具有运营优势的几个领域。 DAO 参与者向 DAO 贡献数字资产，并作为成员加入，只需在他们的手机或基于浏览器的区块链钱包上点击几下。使用区块链技术，资产的移动会在几秒钟内发生（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在几分之一秒内发生）。
由于这些特征，DAO 使不同的人群能够通过互联网汇集资金，表现出与早期基于区块链的代币销售（或首次代币发行，ICO）相当的能力。从 2016 年末到 2018 年年中，企业家（有时是邪恶的行为者）通过代币销售筹集了数十亿美元，为开发新的软件应用程序、网络和平台筹集资金。这些相同的能力现在通过 DAO 体现出来。 DAO 现在不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力量为单个软件开发项目提供资金，而是用于汇集资金以从事风险投资类型的投资或其他形式的投资活动。
事实上，许多新的 DAO 正在建立在第一个与 DAO 相关的实验中的经验基础上，该实验被命名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或“DAO”。这种早期的 DAO 结构通过在 2016 年销售基于区块链的代币（现在价值数十亿美元）筹集了价值超过 1.5 亿美元的以太币。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一样，DAO 旨在投资年轻的技术项目。但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同的是，DAO 的投资决策由其成员民主管理，而不是由一小群高层管理人员或普通合伙人管理。尽管由于技术漏洞，DAO 的生命周期很短，但 DAO 已经激励新一代技术人员重新启动类似的 DAO 实验，旨在遵守现有法律和法规。
汇集资本只是 DAO 提供的潜在运营效率之一。 DAO 还通过完全遵循算法系统或部署基于区块链的投票方案来简化群体决策。目前，许多 DAO 正在探索后一种方法，为 DAO 成员实施安全数字投票的机制。 DAO 的参与者签署基于区块链的交易并记录在区块链上投票的证据，通过资本贡献、所有权余额或 DAO 原生代币的所有权来评估比较投票权重。 通过依靠区块链进行投票，成员可以以密码方式验证成员投票的结果，并根据身份是否与用于投票的地址、谁投票以及如何投票相关联。 DAO 成员的决定对组织的所有成员（甚至可能是公众）公开进行审计，有助于确保决策程序规则得到遵守，并降低与错误计算投票相关的潜在风险。支持当今一些参与式 DAO 的智能合约还提供投票授权，降低基于代理的投票计划或替代投票结构的成本，从而降低征求成员反馈和意见的成本。
这些能力的影响可能是广泛的。首先，通过使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安全和自主，DAO 有望比现有的法律实体更具响应性。通过在区块链上进行和记录投票，参与式 DAO 实施了高度透明的投票程序，同时也避免了有争议的决策、欺诈行为或简单错误的机会。
其次，由于 DAO 固有的数字性质，参与式 DAO 的投票机制更加精简且成本较低。投票不再需要纸质邮件或安全的电子代理服务，因为它们是通过区块链进行管理的。 因此，基于 DAO 的投票经常持续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一年中的预定时间。对成员投票的更定期和更精简的依赖实现了私人订购的、特定于公司的决策权分配。 DAO 成员自己在组织管理中承担更大的角色，而不是中央管理者，这在经济上变得可行。因此，成员的意见通常专门指导 DAO 的方向。
第三，依赖于参与性输入的 DAO 在更广泛的情况和情况下包含来自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信息和反馈。事实上，构建这些系统的技术人员通常希望授权大量人员参与与 DAO 相关的决策，旨在消除对一个或多个中央管理者的需求。如果有效，这种方法可能会质疑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将管理权力分配给董事会及其首要地位。
除了希望创建更具响应性的法律实体之外，智能合约还为组织提供了改进对收集或赚取的资产的内部控制的新方法。许多组织仍在努力实施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防止资金被挪用或滥用。公司和其他大型实体通常通过在组织内不同方之间分离职责来降低这种风险，以确保没有人可以单方面转移或消耗资产。
通过依赖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DAO 似乎减少了自我交易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与传统组织不同，DAO 是根据智能合约代码中定义的严格规则进行管理的。这使得以更具确定性的方式构建组织成为可能，代码详细说明了成员如何同意合作的规则。
举例来说，DAO 经常在成员之间划分组织职责，并部署智能合约代码，禁止任何与 DAO 相关的交易在没有多方明确批准的情况下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块链的刚性作为问责制的附加层，创建了不受组织控制的组织规则，因此任何内部人员都无法修改、避免或以其他方式妥协。当前依赖参与式投票的 DAO 通常也需要正式投票来确定是否以及何时将资金用于特定目的。 任何单个 DAO 成员或其他个人都没有单方面转移资金或欺诈收集资产组织的能力，除非他们是参与决策过程的唯一成员。
其他 DAO 使成员可以控制存入组织的任何资产。越来越多的最近推出的 DAO 为成员提供了智能合约执行机制，只需轻扫一下即可提取其资金。如果一个 DAO 不再服务于给定成员的目的，他们可以收回所有或部分贡献的资产。这个过程被技术人员称为“愤怒退出”，为成员提供强大的下行风险保护，并对存入 DAO 的任何资金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成员可以选择投票为特定目的部署资产，或者如果他们不同意小组的决定，可以撤回这些资产。
通过基于区块链的投票和其他保护成员免受意外损失的机制，依赖智能合约的 DAO 降低了个体成员为自身利益行事的风险。因此，DAO 旨在在组织内培养更大的信任，即使成员不知道或与其他成员存在现有关系，这反过来可能会带来竞争优势并产生更多财富。
这些感知到的运营优势表明，未来组织将更多地依赖私人命令的事前治理机制，而不是事后监控和执行。这种趋势在传统治理领域已经开始。股东和公司董事会越来越希望通过章程私下对大公司的治理下达命令，50 大型公开交易的有限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依赖复杂的运营协议来消除信托责任，取而代之的是管理各种具体规定的详细规定。情况，例如批准涉及利益冲突的交易。
智能合约为以更具确定性的方式构建组织提供了更多机会，代码详细说明了各种组成部分之间合作的事前规则。区块链的刚性充当了一层控制。通过以这种方式促进事前治理的替代，各方将减少对监督和执法的投资。由于各方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可能性较小，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组织内的信任。
这些感知到的操作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技术人员对 DAO 的兴趣。如果支持 DAO 的软件像其他软件一样发挥作用——正如预期和我们开始看到的那样——创建这些新型组织的复杂性和成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可能会出现各种专门（和经过审查的）智能合约，从而培育出越来越多的 DAO，它们可以协调越来越多的市场和非市场活动。
如果创建和部署 DAO 的成本降低，DAO 可能（至少在理论上）协调越来越多的人的操作。这并不奇怪。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那样，技术进步“如电话和电报，它们往往会降低空间组织的成本，倾向于增加公司规模”，尤其是在“改进管理技术的变革”的情况下。目前主导着我们经济格局的中心化和等级制组织最终可能让位于 DAO，主要由松散工作的人组成目的，通过智能合约进行协调。
为了让 DAO 被广泛采用，它们需要克服各种法律挑战和限制——这最终可能会阻碍它们的主流采用。 这些挑战的范围从治理问题和与 DAO 中的利益地位相关的问题，到与缺乏责任限制相关的问题。
1. 分布式治理的风险
传统上，商业组织的治理是在“董事会”中进行的，根据法律制度规定的规则、组织的治理文件、相关的附带协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组织的交易所的上市标准。证券交易。借助区块链，特别是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组织可以使用代码实施全部或部分治理规则和程序，实际上是在将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一组智能合约中记录治理。正如 DAO 和其他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的主流实现所显示的那样，有些已经实现了。区块链技术对组织治理的影响不仅限于对现有组织形式的增量改进，有针对性地将区块链技术用于特定功能。 DAO 依靠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治理来源。
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的出现意义重大。智能合约有望消除阻碍采用和实施各种个性化治理机制的实际障碍。基于智能合约的投票方案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至少与用于收集和验证选票的更加繁琐和昂贵的系统相比。智能合约投票协议的可用性可能使一些企业有可能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采用他们自己的、单独定制的决策权分配。
即便如此，尽管 DAO 旨在通过依赖智能合约和参与式治理来降低与组织运营和管理相关的技术成本，但这种结构并非没有挑战。通过避开像董事会或管理成员这样的中心化管理者，DAO 仍然必须应对与治理相关的挑战。而且，鉴于它们还处于起步阶段，DAO 的最佳治理结构的形状和维度还远未确定。智能合约可能会提供一定的运营效率，但它们并不能消除治理的社会和层面。 人类没有无限的信息能力，并且表现出对理性的充分理解，这限制了 DAO 成员充分参与的能力在组织的治理结构中。
这些风险在参与式 DAO 中尤为突出。即使智能合约简化了决策程序，成本仍然潜伏在达成群体共识的简单任务中，这反过来可能会阻碍参与式 DAO 采取行动的能力。虽然区块链技术可以改善和降低民主进程的成本，但通过分布式共识直接投票可能难以实现，因为它需要人们持续参与并关注组织的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收集做出明智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可能会证明过于耗时和复杂，从而阻碍了参与。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即 DAO 是否会以与等级更高的组织相同的效率甚至可比的效率运作。持续投票造成的社会摩擦最终可能会阻碍这些组织，限制它们产生社会和经济收益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参与式 DAO 已经在尝试不同类型的投票机制，以鼓励参与治理相关的决策。例如，一些 DAO 正在根据成员支持给定提案的时间为决策分配更多权重，旨在近似投票“信念”并奖励 DAO 长期成员的投票。其他方法包括二次投票，根据成员为给定结果支付的意愿来评估群体共识，而不是仅采用多数规则。未来，DAO 甚至可以想象，探索使用预测市场来减少 DAO 相关决策的摩擦，以期遏制潜在的选民冷漠。
由于这些风险，一些技术专家表示更喜欢完全通过算法管理 DAO。这些 DAO 不依赖于持续投票，而是完全依赖底层智能合约代码来指导社会或经济互动。虽然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但即使在这里治理决策也没有完全消除。采用这种方法的 DAO 要求成员同意并遵守底层代码定义的严格规则。因此，参与或不参与 DAO 本身的选择成为治理决策。
虽然与更算法化的 DAO 交互的简单性和易用性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仍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并呈现出维度。如果构建 DAO 的底层软件包含错误、错误或其他漏洞，则向 DAO 成员提供一组有限的选项。他们可以停止参与 DAO，也可以修改 DAO 的软件并使用修改后的规则设置 DAO 的“分叉”，并希望成员将注意力和潜在资产转移到 DAO 的新实现上。
对于算法 DAO，决策仍然存在。群体共识不是通过投票产生的；它通过简单的使用发生。治理决策通常会在危机时期或底层软件出现问题时冒泡。在这些拐点处，成员必须选择要支持的软件。如果 DAO 因不可预见的问题而受到冲击，DAO 可能会遇到致命问题，使其长期生存脱轨。这些风险尤其存在于成员角色较小的 DAO 中。如果没有解决问题的明确途径，较小的 DAO 可能会破裂，并且通过 DAO 为成员积累的任何价值都可能丢失。
2. 责任限制
除了治理问题之外，DAO 缺乏任何正式的法律认可，这给 DAO 成员带来了潜在的责任，并使成员面临组织的责任和责任。 DAO 还处于传统系统之外，限制了这些组织与更传统的合法企业进行交易的能力。
创建法人实体（无论是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的长期好处之一是能够保护组织所有者的个人资产免受债权人的侵害。默认情况下，DAO 不享受这些好处，因为法律体系默认情况下不承认这些结构是有资格享受有限责任制度的法人实体。
例如，在美国，以盈利为目的而成立的 DAO 可能会被视为“普通合伙企业”，因此如果该组织伤害第三方或无法偿还其债权人，则缺乏保护成员资产的能力.如果被定性为普通合伙企业，DAO 可能难以吸引成员，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资产的成员。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受监管的商业实体可能不愿意投资或以其他方式支持 DAO，因为担心成员身份会使其他资产面临风险。
也许不出所料，州法律已经在努力使传统商业实体适应 DAO。佛蒙特州立法机构的两院都通过了对该州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将自己指定为“基于区块链的有限责任公司”。该立法特别授权基于区块链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区块链技术全部或部分地提供治理”。换句话说，它特别授权创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用“区块链技术”代替传统的治理工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种立法至多澄清了已经被允许的事物的状态——可以说，目前现有的责任有限公司法规中没有任何内容会禁止基于代码的运营协议。即便如此，立法对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的认可确实赋予了它一些合法性，并为那些依赖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来获取法人资格和有限责任的好处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途径。随着基于区块链的企业变得更加主流，创建有限责任和法人的路径对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将变得更加重要。
这种方法得到美国法律的广泛支持。在显着的程度上，美国商法反映了一种有利的方法，为各方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他们的商业事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管理公司和其他商业协会的有效法规主要由“默认”条款组成——仅当各方未能“选择退出”并执行其他规则时才适用的规则。强制性规则虽然并非闻所未闻，但并非美国商法的规范。通过仔细构建或选择不同的实体，通常可以避免少数强制性规则。
尽管这种授权方法在美国公司法中占据主导地位数十年，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美国商法的历史上充斥着已被删除或放弃的强制性规则的残余。部分原因是 1880 年代后期出现的公司章程的管辖权竞争。新泽西州最初通过提供基本授权的法规主导了这个市场，但在 1913 年修改其公司法规以包括各种新限制后失去了地位，包括禁止在该州内成立额外的控股公司。特拉华州反映了新泽西州的公司法，并通过拒绝采用这些限制来取代新泽西州作为合并的“地方”。从那时起，特拉华州和怀俄明州等其他司法管辖区在很大程度上实施了一种有利的方法——这既是因为特拉华州成功吸引了大量实体成立，也因为它对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立法产生了影响。
赋能方法不仅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它得到了有影响力的学者和评论家流派的支持，通过公司强大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这些契约主义学者和评论家认为，公司和其他法律实体本质上是契约性的，只不过是“一套在构成公司的各种投入之间建立权利和义务的隐性和显性契约”。对于合同方而言，规定商业实体的组建和治理的法规只是形式合同，允许组织者采用“现成的”合同条款，从而节省谈判和起草完全定制合同所涉及的成本。
然而，合同方法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告知“现成”合同的内容以及各方应该能够偏离合同的程度。由于国家提供的现成合同主要用作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因此契约者认为它们应该主要由“多数派”默认规则组成，这些规则反映了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自己最愿意接受的条款一般选择。”或者，正如 Easterbrook 和 Fischel 在他们对公司合同观点的规范处理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本来可以谈判的条款，是为每个意外事件进行公平谈判的成本足够低。”此外，因为这些法规是组成的在大多数但不一定是所有当事方都需要的规则中，偏好不同条款的当事方应该能够在没有第三方影响或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采用这些规则。在法律和经济学的术语中，强制性条款可能效率低下，因此应允许各方提供自己的治理规则来代替相关法规中规定的规则。
商业协会的支持私人订购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非公司商业实体领域，如有限责任公司。尽管这些实体长期以来被认为在设计治理结构方面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但特拉华州立法机构于 2004 年修改了其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合伙企业法规，包括明确说明该州支持合同自由的政策的条款，并明确允许 通过这项立法，特拉华州立法机关明确表示强烈偏爱私人订购。
DAO 在概念上与美国公司法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以支持私人订购。通过消除阻碍实施特定治理机制的许多实际障碍，基于 DAO 的治理为公司提供了更好地将其治理需求与其所采用的安排相匹配的潜力，无论它们是在一个传统的关联形式或一个完全算法的实体。
从纯粹的契约主义角度来看，这可能会对传统商业协会的持续有用性产生影响。毕竟，在契约论者看来，它们只是现成的合同。如果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可以消除更广泛的私人订购的实际障碍或降低其成本，也许公司将不需要依赖提供给他们的现成合同。正如 The DAO 和其他基于代币的企业所表明的那样，这不仅仅是猜测。某些类型企业的组织者似乎已经觉得没有必要组织一个正式的法人实体。
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最终可以减少（甚至可能取代）对传统商业实体作为治理工具的依赖。
然而，只关注区块链破坏传统内部治理的潜力，忽略了商业实体形成的其他原因。当然，利用现成的治理安排带来的各种好处是组建实体的一个原因。然而，正如单一成员有限责任公司和单一股东公司所证明的那样，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即使在不需要治理规则的情况下，实体的形成也是确保有限责任、分割资产和享受独立法人的便利（例如，能够以实体的名义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即使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减少了为治理目的而形成商业实体的需要，它也不能排除实体形成的其他原因，特别是明确的有限责任和法人人格的便利。为了让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成为主流，参与者将需要一条明确的有限责任路径。合同对手将希望确定他们与谁和什么进行交易，以及哪些资产可用于履行合同义务。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似乎是立法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替代法律认可的有限责任实体中的传统治理。
这些将基于区块链的治理与传统商业实体相结合的早期努力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问题。传统治理结合了各种机制，用于填补“合同”中的“空白”。信托责任可能是传统公司法中最著名的填补空白。在契约观下，受信义务是处理完全契约不可能性的务实方式。信托义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事前指定受托人的义务，而是提供事后执行的一般原则。当法律决策者被要求确定特定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司董事的忠诚义务时，他们既提供了又适用了一个合同条款。在商业协会的背景下，围绕私人订购的大部分争论都集中在这些强制性填空器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修改或消除。如上所述，在无关联的商业协会的背景下，私人订购的倡导者在这场辩论中大获全胜，并且在逐步放宽公司信托义务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即使对于合同自由至上的非关联实体，强制性的填补空白——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仍然存在。
填补空白机制的持续作用是 DAO 提出的问题之一。因为组成和参与 DAO 的各方目前通过基于代码的机制来安排他们的事务，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开放式标准和填补空缺，可能根本无法提供 DAO 的整个治理方案不符合 DAO 的意图和结构，或者通过用传统的自然语言合约补充基于智能合约的规则来补充基于代码的规定。
虽然将更传统的法律文件纳入 DAO 的创建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也带来了一些缺点。首先，使用法律文本来适应或描述智能合约的基础机制，为潜在的歧义或关于 DAO 的基础智能合约实际运作方式的错误翻译创造了空间。 这种错误为成员和成员之间的争议创造了更多机会。强制法院可能负责管理与 DAO 相关的争议，以解决与评估运营协议中的代码或自然语言条款是否应具有最高裁决权相关的难题。其次，法律协议增加了创建和建立 DAO 的成本，这削弱了使用区块链技术和相关智能合约创建、设置和管理 DAO 所带来的潜在效率。 DAO 的成员打算使用智能合约作为主要手段私下订购他们的事务，并且通常打算建立实体，以“现成”的方式改变当前提供的一些默认规则。需要聘请律师或其他法律服务来协助制定符合 DAO 成员意图的协议，这违背了这一目的，并阻碍了他们私下安排事务的能力。
3. 在 DAO 中代表利益
DAO 的其他挑战源于它们将这些组织中的利益表示为代币的能力。 DAO 通过使用低成本和全球可访问的智能合约为私人订购提供了一个实验室。这些智能合约不是在中央服务器上运行，而是由托管包含智能合约的代码的网络执行。在 DAO 的情况下，可以将智能合约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编码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共同提供了管理组织的规则。
与 DAO 的参与或从属关系通常通过基于区块链的“Token”与管理该组织的智能合约相结合来证明。个人可以购买代币，也可以将其作为其他贡献（例如计算能力）的奖励。通过智能合约，代币可以与对其持有者有利的特定权利相关联，例如获得组织收入的一部分的权利或使用组织提供的网络、软件或其他服务的权利。 DAO 代币也越来越多地旨在为其持有人提供以下权利：
通过投票来管理底层软件。
通常，当公司从公众那里筹集资金时，它们会发行采用几种熟悉形式之一的证券——例如普通股、优先股、债券或可转换债券——这些债券被很好地理解为债务、股权或两者的混合。然而，通过使用智能合约和基于区块链的代币，企业有能力向公众出售以新颖方式结合权利的代币。经济权、参与权、治理权和效用权都可以与代币相关联，然后以类似于传统首次公开募股的方式向公众出售。其他 DAO 代币可以分发给平台的用户，只为成员提供不受盈利潜力限制的有限权利。
近年来 ICO 的爆炸式增长证明了基于区块链的企业通过销售这些代币筹集大量资金的能力，但从监管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代币是否都是证券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SEC 的一位前任主席表示，在他看来，很多都是。此外，即使这些代币是证券，它们出于监管目的的分类也是不确定的。例如，代币可以通过赋予持有者使用特定平台或网络的权利，并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转售产生经济收益的可能性来暗示与投资和消费相关的利益。
由于各种原因，这可能很重要。例如，考虑 1934 年《证券法》第 12(g) 条及其对基于区块链的代币的应用。根据第 12(g) 条，如果一家公司拥有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资产和由 2,000 人或 500非认可投资者。
基于区块链的商业企业可以轻松地积累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资产这一事实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大多数代币在出售后立即由众多购买者（当然超过 500 名非认可投资者）持有对公众。如果基于区块链的企业出售构成股权证券的数字代币，第 12(g) 条可能要求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进行注册。当然，如果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企业出售简单数字化的传统证券，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当这些企业发行非传统利益（例如，仅提供通过使用获得的治理的数字代币）时，首先不清楚它们是证券，如果是，也不清楚它们是股权证券。如果有的话，这种类型的利息似乎更像是债务或商品而不是股权，但它并不完美。
事实上，DAO 拥有与治理相关的代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也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将这些资产定性为证券或债务。对公司的亲私人订购、合同观点的最明显反对之一（至少对于拥有多元化和分散投资者基础的公司，如上市公司）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治理条款是在纯粹的接受或放弃的基础上，没有谈判，或者在大多数股东的情况下，没有对其内容或操作的任何有意义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脆弱性是支持旨在保护投资者免受片面条款施加的强制性条款的长期论据。或许不出所料，契约者的答案在于市场，尤其是市场对治理条款进行定价的能力。用 Easterbrook 和 Fischel 的话来说，“[a] 公司治理中的所有条款都是契约性的，因为它们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易中完全定价。然后对它们进行测试以获得所需的性能；选择错误条款的公司将在与其他争夺资本的公司的竞争中失败。他们可能不被“谈判”并不重要。 . . . 。”换句话说，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意味着投资者得到他们所支付的，同时也防止强加不公平或片面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将被计入公司的资本成本。根据这种契约论，强制性条款仅适用于私人订购带来负外部性或“公司选择的条款既未定价又系统性反常”的情况。当然，Easterbrook 和 Fischel 夸大了一些事情——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市场并不总是完全定价治理条款。相反，市场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信息效率。它们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程度吸收新信息，但其基本思想——证券的价格是表现（受治理影响）的指标，并且没有更好的指标可用——在围绕合同的辩论中一直很突出。解释各种当前治理实践的自由和理论。
在 DAO 的背景下，治理代币为市场创造了一种对治理条款进行定价的方式，因此，在传统契约主义立场下，私人订购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市场的信息效率是信息成本的函数——当信息成本高时，市场可能效率较低。当信息易于获取和处理时，市场的信息效率可能会更高。当然，对于简单地“代币化”的传统证券，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市场将能够为条款定价，前提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反映这些治理条款的代码“翻译”成市场参与者可以理解的格式，并用于告知他们的购买决策。与模拟同行相比，这里的信息成本应该相对较低，前提是购买者能够相信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是传统治理条款的准确反映，这些条款只是从运营协议、公司注册证书和其他治理条款中转移过来的。文档到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
然而，对于属于“安全”定义范围内的非传统安排，鉴于市场参与者更难以确定代码的含义以及新的私人行为，信息成本有可能显着提高。订购机制应该受到重视。由于这些工具与模拟资产不直接相关，购买者将无法依赖先前积累的经验和信息，并将被迫确定代码的含义和其对定价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成本的提高，市场信息效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引发了与私人订购实际合适程度有关的进一步问题。
现在就数字代币市场的信息效率得出任何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然而，考虑到信息成本、市场效率和私人订购之间的关系，考虑采取措施澄清这些代币的性质可能是合适的，因为它们与 DAO 相关。
区块链技术的颠覆性潜力掩盖了该技术的某些用例与现有政策和法律框架一致的事实。正如本文所讨论的，DAO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有早期迹象表明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将对公司的治理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通过数字化传统治理机制还是通过提供全新的组织方式商业企业。尽管如此，使用 DAO 来组织私人事务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商法对私人秩序的强调。因此，美国企业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来适应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并探索它们是否能够适应传统商业协会的范围。资产分割、有限责任和其他独立法人的便利也是形成企业实体的原因，从单一股东公司和单一成员有限责任公司出现的频率来看，它们似乎是比较强的原因。出于这个原因，希望采用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系统的企业家和组织者——甚至是高度分散的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形式——将需要一种方法来确保其企业独立的合法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基于区块链的治理的出现和扩展将带来挑战，因为它与传统商法及其核心的组织形式相交，但这不应被误认为是基于区块链的治理必然是敌对的到该法律体系下的政策。相反，当区块链被视为允许各方私下安排安排的工具时，它与美国商法“授权方法”的一致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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