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时期见证了北欧国家与社会在多领域的全方位转型，包括上由部落联盟转向民族国家、文化上由原始宗教转向基督教文明、经济上由地位经济转向货币经济。该时期以北欧三国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其发展历程也存在较大差异性特征，这是由、经济、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公元800年到1050年的维京时期见证了以长距离贸易发展与经济掠夺为特征的维京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维京世界的重大经济变化，特别是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维京人将贸易路径西拓至大西洋、东扩至里海，贸易量的增长使永久市场得以形成，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渔业实现商品化生产。更重要的是，随着贸易扩张与经济发展，钱币的制造与应用在维京世界逐渐流行起来。
一、维京时期北欧三国货币经济差异性发展
在盎格鲁—撒克逊铸币师的帮助指导下，维京世界挪威、瑞典和丹麦在公元10世纪的最后10年正式开始王室造币，然而三国货币经济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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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挪威王室造币开局不力且多次中断，直到11世纪中叶才发展出一定规模的货币经济。挪威王室造币发端于公元10世纪末期至11世纪初期两位奥拉夫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维松与奥拉夫·哈拉尔德森统治时期。彼时，挪威孱弱的王权，以及先后两次落入丹麦王国统治——拉德伯爵时期与斯文时期而中断王室造币，导致了挪威王室造币开局不力的局面。1035年，奥拉夫二世之子善良王马格努斯继任王位。鉴于其前任的教训，马格努斯并没有试图扩大王权且未发行王室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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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努斯之后，挪威终于在11世纪中叶迎来大规模王室造币时代。作为马格努斯的继任者，哈拉尔·西居尔松不惧怕被视为暴政，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打造强大王权。哈拉尔三世与其子奥拉夫三世统治时期，挪威城镇化进程开始起步，众多新市镇及永久教区得以建立，并与基督教世界建立了强劲联系。王权的强化、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外部文明世界交流的加深，推动了挪威王室货币的广泛应用。与此同时，挪威本地货币开始替代盎格鲁—撒克逊货币与德国货币，并首次在其领土外发挥经济功能与影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货币由英格兰单向流入斯堪的纳维亚的形势，实现了挪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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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瑞典王室造币开局强劲，而在挪威货币经济腾飞之际却走向崩溃。瑞典王室造币经历了与挪威完全相反的历程。在埃里克六世与其子奥洛夫·舍特康努格统治的10世纪后期与11世纪初期，瑞典发展出强大的中央王权，实现了斯韦阿王国与戈塔尔王国的合并。与此同时，瑞典货币经济取得长足发展。锡格蒂纳取代比尔卡成为瑞典的贸易中心与造币中心，并建立了较强的教会势力。这一时期，基督教对瑞典王室造币的影响十分明显，锡格蒂纳的早期造币就曾使用过“以主的名义”字样。
瑞典王室货币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发生在奥洛夫之子阿农德·雅各布统治时期。该时期，瑞典出现了王权衰落、教权强化两股趋势：一方面，阿农德与丹麦国王克努特不断扩大的冲突损害了其在瑞典的权威，并最终导致基于斯韦阿和戈塔尔合并的瑞典联合王权开始瓦解；另一方面，瑞典基督教化进程取得了一定进展，到11世纪末，林雪平、锡格蒂纳与斯卡拉等教区相继建立起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导致王权与教权出现错配，其牢固联系开始消失，瑞典陷入较长时期的宗教分裂与王朝斗争，其王室造币也随之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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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丹麦王室造币有一定历史基础，开局顺利且展现出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相比挪威和瑞典，丹麦王室造币整体较为成功，这首先得益于其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自9世纪初以来，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便开始进行王室造币，尽管过程断断续续，但至少在一些地区确立了将钱币作为货币而非金银的理念。此外，古德弗雷德还迫使斯拉夫商人从里克移居到海德比，将海德比与里伯逐渐建设成为利于丹麦货币流通的两个贸易中心。
10世纪后期，丹麦王权逐渐强化，基督教在国内广泛传播，主教辖区与城镇数量均有所增长，为王室造币提供了持续动力。11世纪上半叶，丹麦国王克努特大帝与其子哈德克努特统治丹麦与英格兰长达数十年，使丹麦在、宗教、经济等多方面深受盎格鲁—撒克逊影响。尽管没有达到与英格兰同等水平的中央王权，丹麦城镇网络、造币厂网络与教区网络的发展程度大为提升，推动了丹麦货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维京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的特征
一般而言，实现完全货币经济需要经历两个关键阶段，即称量经济阶段与钱币经济阶段。维京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正是横跨且兼具这两个阶段，并处于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过渡时期。
第一，称量经济在维京时期早期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并呈现出以混合窖藏为代表的向货币经济转型的趋势。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称量经济以锭和黑银为基础，早在维京时期之前就存在于该地区，且以9世纪末到10世纪初的无钱币窖藏为典型代表。随着维京扩张和长距离贸易的发展，除既有的锭与黑银之外，外来金币和银币同样开始在支付过程中发挥起称量经济的作用，表现为该时期以钱币和黑银为基础的混合窖藏数量开始稳步上升；反之，无钱币窖藏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这一变化展现维京世界开启了由称量经济向钱币经济转型的过程，著名的库尔代尔窖藏正是该转型过程中的代表。库尔代尔窖藏不仅包含一定数量的黑银和源自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与法兰克的装饰品，少量丹麦币和拜占庭币，以及更多的伊斯兰币、加洛林币与较大数量的丹法区盎格鲁—撒克逊币。混合窖藏的出现与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维京时期由称量经济向钱币经济的转型过渡，以及称量经济开始发挥一定货币经济的功能。
第二，钱币经济在维京时期中后期开始出现并稳步发展，不仅促进斯堪的纳维亚货币经济体系的建立，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传播信息与巩固王权等非货币功能。维京时期钱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北欧三国王室造币的大规模兴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造币厂在10世纪末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该时期，北欧三国的王室造币主要模仿通过贸易或朝贡所得之外来钱币，并同时兼具货币与非货币属性。一方面，统治者通过发行钱币并强制旧币或外币以折扣价进行交易的方式，为进一步加强统治筹集更多收入。另一方面，发行钱币同样可以发挥向大众传播或宗教信息的媒介作用。在该时期，造币同王权紧密相联，发行钱币被视为对统治者王权合法性的一种表达。公元990年末期，丹麦国王八字胡斯文、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瑞典国王奥洛夫治下均开始发行钱币，并模仿英格兰国王爱塞烈德二世，将自己的名字与头衔一并刻在钱币上，以彰显王权。
第三，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传统经济形态的地位经济在维京时期仍然对前两种经济发挥着补充性作用。地位经济是指，通过炫耀财富与馈赠礼物等方式，使贵金属发挥展示财富与权力的作用，并以此在礼物馈赠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某种社会纽带。贵金属在地位经济中可以多种形式呈现，其中，珠宝、装饰性武器及其他展示性物品是地位经济的核心，但是拥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贵金属也可以提供某种地位，因为诸如钱币、金银锭与黑银等贵金属均可以被融化以制成新的地位展示性物品。这意味着，地位经济、称量经济、钱币经济三者间存在相互交叉与相互转换的关系。地位经济中具有明显作用的珠宝首饰如果被设定重量标准的话，也可以被视为称量经济中具有较高价值的货币单位，例如，从东波罗的海发现的二叠纪环以及从丹麦和瑞典发现的多种类型的银质“环钱”。此外，在维京时期早期，源自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的钱币在斯堪的纳维亚本土被融化后制作成银器作为珠宝首饰。
三、维京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
维京时期见证了北欧国家与社会在多领域的全方位转型，包括上由部落联盟转向民族国家、文化上由原始宗教转向基督教文明、经济上由地位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结合前文对挪威、瑞典、丹麦三国王室造币与货币经济发展历程的梳理与回顾，可以发现这三大转型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一定因果性与相关性，这种联系有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该时期维京世界货币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首先，以长距离贸易为特征的维京扩张与对外交流是维京世界经济转型的物质、制度与理念源泉。其次，北欧三国王权的强化是促进维京世界民族国家形成及货币经济体系初步形成的权力基础。最后，维京世界的基督教化为北欧三国王权的巩固及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加持。
综上，维京时期以北欧三国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其发展历程也存在较大差异性特征，这是由、经济、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本文只是对维京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的一次初步探讨，对其更为深入的考察需要进一步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与钱币学等诸学科进行结合，并致力于构建一个更为全景式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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