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袁曾: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与对“长臂管辖”的反制

袁曾上海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22年第2期第119-128页。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摘要: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对他国实施制裁,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数字人民币具有精准调节货币政策、维持币值长期稳定、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正向作用,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参与境外跨境支付金融体系建设,是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向我国经济领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强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规避因监管边界扩大、国际支付体系重构、信用货币创造等引致的风险。从而强化金融科技的合规管控能力,抢占数字空间铸币权,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

关键词:数字人民币;金融通道;长臂管辖;跨境金融合规

美国凭借二战后美元在国际交易结算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对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等结算体系的控制,得以频繁对他国经济实体实施体现域外法权的“长臂管辖”。降低和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寻找国际交易结算的替代货币,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目前,各国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通过争取本国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在国际流通中的比重和话语权,抢占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球流通的先发优势。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币的数字化形式,在新基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发展数字人民币及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对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数字人民币流通体系建设的实践中,其具体具备何种金融优势?如何保证货币政策的稳慎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数字人民币在反制“长臂管辖”中的风险,应当如何应对?如何增强数字人民币流通体系抵御“长臂管辖”的能力?上述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均需要从法学的角度给予前瞻性研究预判。

一、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

保证货币政策调节机制的精准实施

控制社会货币总体供应量,促进社会商品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平衡,是货币政策调控的短期目标。马克思货币理论阐明了货币政策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即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影响经济产出、造成物价变动,最终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形成影响。因此,对货币调节机制做出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前提和核心是各国中央银行有效调控货币的总体供应量。在传统货币流通模式下,监管机关对货币真实供给情况的掌握存在延后性。但数字人民币在发行和使用中,广泛依靠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监测处置的底层先进信息技术,理论上可以实时掌握社会流通的现金总量,从而实现精准的货币总量控制,显性强化对人民币流通秩序的管理。

另外,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回笼,可以通过“利率走廊机制”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变动产生影响。央行通过采取买卖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等措施,可以有效调整数字人民币总量,有效施加对短期利率市场的影响,在不同情形下实现扩张或收紧经济的宏观操作。在货币需求总体基本可控的前提下,央行通过对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或回笼措施的调整,把握市场短期贷款政策,调节利率走廊上限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而对其他资产短期利率精准调控,引导公众投资及其他需求,确保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始终维持在稳定、可控的水平,抵御外币干预我国货币体系的能力由此增强。

数字人民币对金融信贷业务的准确度提高将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现钞流通背景下的个人征信背景调查,伴生金融机构对个人资产状况和现金流水的详细核查。但披露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然存在,且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对借贷主体的信用审核、发放贷款以及贷后管理等关键环节仍要由金融机构人工审核完成。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与央行、银保监局等监管部门对数字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成本,构建以大数据分析为支撑的更为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数据分析方法以及伴生货币体系成长的“数字金融画像能力”将不断增强,不良贷款的预防和处理能力将在技术的加持下显著提升,更好地满足真正有需求的信贷主体,实现更为灵活的金融服务实体发展模式。

维持货币政策目标下币值相对稳定

货币政策的长期目标,主要为支持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其核心在于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保持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这也是维持货币认可度的关键因素。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权一般集中于本国央行,而央行的资产业务形成本币的发行,央行的负债业务形成本币的回笼。以美联储为例,理论上分析,当经济活跃度降低、市场流动性萎缩时,美联储将参与公开市场交易,通过购买国债、开展逆回购操作等措施,创造更多信用货币;当市场消费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将通过加息等措施减少市场货币供应,压抑通胀。但此仅为理论上操作,实际上近些年来由于西方经济的疲弱,美联储屡次采取通过发行国债,实现间接发行货币的信用货币政策,通过增发超发货币的方式,利用美元优势和信用收割全球财富。我国目前货币发行采用的是“汇兑本位制”,即央行通过购买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进行人民币发行,并且对流入的外汇强制结汇,汇率紧跟美元,保持了长期的相对汇率稳定,但在近年美联储毫无限制地操作下已捉襟见肘。就此作用分析,以国家主权信用为背书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可以有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和科学性,有效应对美元超发、美债滥发的风险,无须延续经济形势下行时美联储“大水漫灌”的常规货币政策。相关部门通过搭建数字人民币信息网络,可以实现对社会商品物价水平的即时监测,并通过相应货币政策的灵敏反馈,迅速有效地调整后续货币政策,消减普通民众对于滥发、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预期担忧,提高有效稳定币值的预期与能力。

在传统货币管理模式下,我国的商业银行的债务规模保持稳步增长,但对风险监管的有效性仍然缺乏。金融机构通过买入返售业务,或将到期的定期存款转化为保险理财产品其后投向同业负债,实现了被动负债的主动化,实现了规避监管限制的目的。此类金融同业业务的无序开展,削弱了央行对于货币发行的有效控制。数字人民币利用区块链加密技术,具有不可无法伪造、便于追踪的技术特点,使得央行在“央行-商业银行”的二元发行路线下可以具有更加稳健的监管中心地位,从而较好地对各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进行追溯,实施强力审慎监管以避免派生债务,使得货币有效发行与国家经济实际总量同比适度增长的能力加强,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功效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抑制巨型数据平台企业因垄断地位而可能引致的全局性风险,是当前合规审查工作的重点。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的业务量达到8272.97亿笔,已是传统银行电子支付业务量2352.25亿笔的3.5倍,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阿里集团的支付宝、腾讯集团的微信支付等目前市场主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凭借网络社群工具属性,近年来已抢占了商业银行在贷款领域的大量份额,甚至在部分领域形成了基于网络的影子银行体系。此类互联网金融集团的出现,极大增加了金融业的复杂性和风险关联性,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增加也加剧了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金融组织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仍然秉持相对宽松的监管态度,尊重经济运行逻辑并认可其对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作用,与此同时,也将其纳入监管范围以控制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例如,蚂蚁集团通过微贷科技平台推出的“花呗”和“借呗”等在线无抵押的短期消费信贷产品,2017年其信贷余额规模为6475亿,但到2019年底,其规模已快速放大至20138亿元,占到当年中国消费信贷余额规模的1/6。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之现行法律应对新生金融产品的有效能力下降,若此类金融平台企业出现连锁坏账,其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将波及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特别是居于劣势地位的普通民众。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在2018年印发的《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发生。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可实时监控性,可以用于延伸监管第三方支付平台保证金缴纳、吸储放贷等暗箱操作,防止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风险特别是资本集团的投机风险。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以国家主权及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其产生和流通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行互联网的金融技术底层结构,重塑互联网金融运行生态。我国金融集团平台业务发展迅速,需要利用数字人民币加强事前监管的能力手段,提高政策的灵活性与扩展监管边界的范围。

二、数字人民币可有效反制“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是美元霸权

“长臂管辖”是美国司法制度中的概念,指美国司法机关依托国内法规仅凭“最低限度联系”就可以将权力延伸到境外,管辖境外实体。作为“长臂管辖”主要手段的美元霸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操纵国际汇率安排。美元是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和主要外汇交易货币,通过实施美元战略性贬值策略及超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逼迫各国货币的真实汇率与名义汇率不断升值,从而刺激国际社会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加速美元输出并转移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美元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造成全球资产价格波动,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等以制造业为主国家的企业生产成本控制带来挑战,美国得以借此获取剪刀差。三是影响他国外汇储备。美元作为全球性货币,贬值将引发全球货币的流动性泛滥,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会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计划陷入被动,使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

“长臂管辖”一般包括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通过制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反海外腐败法》和《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法律,美国得以在实际上扩大了其国内法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延伸其“长臂管辖”范围;运用“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建立域外司法管辖连接点,增强司法管辖辐射范围和连结点适用半径,在司法领域利用“长臂管辖”持续突破域外法律适用规则和连结点规则建构基础。借助本国行政机关的强硬执法手段、同盟国的配合以及对某些国际组织的实际控制权或重要影响力,频繁针对外国经济实体和个人开展制裁、经济封锁、出口管制等域外行政“长臂管辖”措施。以将其他经济体排除于美元体系之外的方式实施制裁,其他经济体慑于脱离现行世界贸易的主渠道使得“长臂管辖”具有了现实可能。就经济体系而言,“长臂管辖”的能力与技术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

数字人民币提供了反制“长臂管辖”技术可能

美国借助对SWIFT的控制权,采取“长臂管辖”措施对他国金融机构施加压力,通过威胁封锁银行间交易账户、不予办理美元结算等手段,迫使他国提供相关经济实体信息,从而在实质上突破了外国信息安全的国内法保护屏障。传统跨境交易依赖美元作为清算货币,而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的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可以绕过SWIFT体系和美元清算系统,虽然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但从长远看,可以为建立独立自主的跨境交易通道做必要准备。因此,推广数字人民币使用,构建扁平化的跨境支付网络,实现即时和集成的支付结算过程,将逐步解决依托中间机构实现跨境交易数据传输的安全性问题,以及依赖美元作为跨境交易中间货币的清算问题。

同时,利用数字人民币具有的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等区块链技术优势,一方面可大幅提高跨境交易结算效率,将现有SWIFT体系下的交易结算时间由按天计时提升至毫秒级,极大地提升贸易便利性与结算优势。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的独立结算地位和低中介化交易结算方式,将阻断美国企图通过“长臂管辖”对交易双方实施干预及限制。若数字人民币体系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其他国家与地区规避美国利用SWIFT等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实施无理监控和“长臂管辖”提供现实可能。

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人民币实力

2016年9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标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要任务是推动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其基本逻辑是为基于真实交易的境内外收付款人之间的人民币资金转移提供通道。当前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的主渠道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该系统仅能满足现行条件下人民币离岸业务开展的基础性需要,但受制于支付效率和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风险控制等因素,CIPS的底层架构仍为SWIFT等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跨境交易清算系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需要与国家综合实力、金融管理能力、货币质量、使用需求等相匹配适应。数字人民币参与跨境支付,将为央行提供最真实和准确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交易数据,利用分布式记账规则和大数据挖掘能力等创新机制,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与现代生产力来源,可以提升央行对于市场交易数据的把控能力,优化货币市场化配置能力,完善数据治理机制及数据定价交易体系。数字人民币的交易转账不依赖于传统银行账户,其广泛应用将改变以分布世界各地的代理行和清算行之间关系为基础的跨境支付格局。

此类通道作用,对规避美国通过SWIFT体系对人民币跨境交易的监控追踪,提高人民币在实体经济领域使用便利化水平和能力,以及提高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体量,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我国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调,已从“十三五”时期的“稳步”变成了“十四五”时期的“稳慎”,并强调“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通过坚持市场驱动和自主选择,优化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利程度和法治政策环境,加强数据服务底层技术国际合作,推进基础技术设施跨境合作,在有效抑制人民币外溢以及加强外汇管制的逻辑前提下,有助于提升数字人民币国际市场参与度,全面提高人民币跨境及离岸清算效率,提升中国与全球金融交互的融合程度。

三、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在反制中的风险

应用边界扩大增加监管难度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攫取全球利益,多部门交叉配合,通过已构建成熟的“长臂管辖”体系实现维护其经济利益目的。数字人民币承载了央行信用背书,在使用过程中兼具便利交易性和实时传输性特点,可以预见,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应用将对美国主导下的SWIFT体系产生冲击。数字人民币以法币形式推出后,央行面临着数字人民币多边标准认同、法律地位共识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构建跨境数字人民币监管体系,可能成为与中国存在深度贸易往来的经济体的金融基建刚需,也包含着对数字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体系的新规则标准争夺。为了维持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美国政府很可能调整现行货币政策与贸易规则,推出更加严格的报复性和惩罚性措施,加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阻挠力度,这将对我国的国际贸易风险抗压能力和监管应对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以打击反的国际合作为例,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溯源性和便利监管特征,强化了货币发行主体即本国央行的反监管义务,而各国的反政策的相互独立性、法定数字货币的汇兑便利性和监管跨国性则会增加关联交易国央行的监管成本。

结算体系重构增加成本压力

虽然SWIFT体系在运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美国滥用制裁“大棒”的行为也遭到多国反对,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使用和发展,利用SWIFT体系进行跨境交易仍然是各国经济实体认可的商业习惯,凭借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美元霸权主导下的SWIFT体系在国际跨境支付结算市场占据垄断地位,预判其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而数字人民币参与跨境结算体系,可能压缩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SWIFT体系下的跨境结算需要依托交易方在商业银行开立的外汇账户,商业银行促成交易达成承担中介作用,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但与传统模式下的货币与特定账户强耦合性特征不同,数字人民币持有者之间的点对点交易,将直接削弱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的中间商作用并切断通过提供外汇服务增加营收的来源,可能会影响数字人民币通过银行流通的进程,客观上在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过程中形成阻碍。

由于国家主权信用的背书,数字人民币参与跨境结算体系对支付结算系统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提出了极高标准,要求数字人民币在系统性上必须保证绝对安全,若遭受攻击或发生宕机事件,很有可能干涉到国家金融总体安全。即使央行在技术标准与基础设施建设上做了充足准备,分布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能否在软硬件设施、技术储备和服务保障领域全部满足相应标准,也需要予以成本考量。此外,如何控制巨量数字人民币交易的风险敞口,如何实现数字人民币同频多方汇兑,均需要央行予以研判,而由此增加的各类成本,最终将转嫁由该系统的所有参与者与使用者分担。在反制“长臂管辖”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因重构结算体系的成本过高,而造成数字人民币推广与使用的范围受限。

数字法币可能干预信用货币创造

信用货币创造,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信用货币本身是依靠国家信用创造,美元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国际性货币,关键在于美元的信用被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所认可。近年来美国频繁实施金融霸权,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大美元效应,转嫁国内金融风险,美元信用的可靠性实质上已经受到极大减损。推行数字人民币将改变信用货币的创造体系,有助于对抗美元量化宽松带来的危机外溢影响。以往优先现钞支付的习惯在社会诸多领域都已被各种电子支付平台迅速替代,但此类电子支付的本质属性依然属于银行存款,不会对货币乘数发生挤压。

我国现行的信用货币发行遵循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即央行作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主体,商业银行在接受央行数字人民币移转的同时缴纳等额准备金。但央行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很有可能也会因数字人民币发行而降低。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化现钞,若将存款大规模兑换为数字人民币,则超额准备金的递减效应将远大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释放效应,即现金漏损率增大,货币乘数将下降,信用货币的创造和扩张将受到相应限制。基础货币数量的减少,会对现钞通货以及存款形成挤压效应,导致超额准备金全部转至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及存款性金融机构可能面临无法通过发放贷款进行信用货币扩张的局面。虽然理论上可以切断跨境交易的美元通道而适用数字人民币,但若美元不断扩大信用货币创造,我国却保持着较少的信用货币投放,在此情形下是否仍然能够保持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需要予以预判。

四、相关立法建议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发展路径

针对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延伸监管,应遵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数字人民币流通与监管的法律责任,维护我国跨境交易主体合法权益,将美国“长臂管辖”效果阻断,维护国际金融交易市场秩序。合理利用“长臂管辖”中“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在保证各交易主体间信息充分披露和受保护的前提下,延伸数字人民币跨境监管范围和适用半径。参与交易的主体,若其行为严重影响到我国国家利益,我国监管机关可在合理范围内主张管辖权,而数字人民币体系提供了最优的技术手段与反制能力优势。通过立法程序,在适当时机延伸我国法律适用范围,给予我国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以适度的域外管辖权以维护国家利益。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对我国金融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存在颠覆性势能。商业银行通过数字人民币产品的适用,其运作模式将产生重大转变,由传统借贷利差的信用中介盈利模式向提供支付渠道甚至消费引导等服务中介的盈利模式变化。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字人民币技术发展的支持并非意味着忽视因区块链技术而产生的信用风险,各类分布式账户、非法定数字货币的金融业务必须受到穿透式金融监管,对威胁或损害国家安全的跨境金融交易主体和行为必须从严监管和打击。立法机关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法律性质与特点,需要发挥法律指引作用,根据金融环境变化做出前瞻性立法应对。央行作为数字人民币标准规则的主导机构,需要加强金融机构对相关资管工具的应用,加大相关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强化对金融科技的宏观运用能力与精细化管理能力,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安全。

调整相应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美国行使“长臂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其推行美元霸权提供了国内法执行路径。目前我国在金融类交易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多是规范境内主体之间交易、境内与境外主体之间交易,主要体现的是境内法律监管思维,缺乏境外延伸监管的理念,针对跨境金融监管的条文指引和具体规定尚有空缺需要填补。

一是给予数字人民币明确的法律地位,全面梳理和修改现行法律规范中有关数字人民币使用环节的规定。数字人民币目前已在国内多个试点城市率先使用,央行虽然已着手开展相关修法工作,但相关配套法律规范尚未落地实施,实质上处于监管真空状态,需要不断完善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二是明确对涉及数字人民币的犯罪行为予以刑法规制,我国现行《刑法》涉及货币犯罪的五个主要条文,所指向的货币均为传统意义上的现钞,这些规范尚无法完整适用于针对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下的刑事违法行为,需要及时调整以应对新犯罪风险。三是赋予监管部门对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违规行为处罚权。央行作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方和人民币政策的执行方,具有天然的监管职能,需要配套法律法规将跨境金融监管和境外延伸监管遵循的原则、目标范围、处罚措施等内容涵盖到位,完善我国跨境金融监管机制和反制能力。

建立完整的审慎监管机制

高效的监管机构内部协调合作,是美国“长臂管辖”措施执行能力的保证。在工作机制层面,美国执法机构之间的情报共享系统,常以多部门联合的形式对境外实体或个人发起共同调查和提起诉讼。在司法层面,美国利用国际司法协助与司法合作便利路径,通过其在全球范围内、军事、外交等盟友的配合,扩大其管辖的适用领域和半径。二元化的数字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技术路线,决定了需要由中心化的央行居于监管中心地位,并需要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通过加强金融监管顶层设计,对各涉及数字人民币发行和跨境流通监管的部门职责进行统筹优化,履行数字人民币跨境流通监管职能。同时需要逐步建立完整的数字人民币及其伴生数据的监管体系,防范数字人民币体系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金融市场飞速创新的过程中,迟缓的金融立法已有导致制度供给缺陷的态势。数字人民币作为新的货币形态,将会衍生出新的金融业态,如产生跨境数字人民币投资、数字人民币基金等新型金融产品,应将这些新型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需要纳入考量范畴。虽然监管部门可以追踪每笔电子交易数据和资金来源及流向,但由于数字货币数以千亿计的交易结算频次,因此对它的监管实际上也有可能处于不可控和不可逆状态。这就需要加快数字人民币体系的法治供给,为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充足法治空间,保证金融监管的有效覆盖。

保护跨境金融交易信息隐私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应对和打击国际恐怖组织势力,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启动了旨在追查和切断恐怖分子资金流动的“融资跟踪项目”。通过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开立行政传票,允许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内的美国主要情报机关和事务部门从SWIFT组织数据库获取和调查相关的金融交易信息。数据主权是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权,数据主权的博弈提高了数据争夺的对抗烈度与广度,并导致网络大国在网络空间中利用技术优势地位实施单边主义。基于底层技术实力和数据破解能力,优势国家可以秘密监视和跟踪其他国家数据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数据,利用关键数据左右他国经济走向。

目前,我国还未形成完整的反制“长臂管辖”法律体系,在跨境流通数据保护体系构建上,现行法律需要给出更加明确的保护指引,以绝对安全的使用标准扩大数字人民币的适用范围,提升数字人民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能力。一是确保数字人民币流通结算过程中的数据本体安全可控,数字人民币产生的数据流向总体上应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即非脱敏的数据不得逃离监管产生下行流动。二是保证数字人民币使用主体的隐私,减少交易等行为导致的隐私泄露的可能,有效阻止体系外的他国非法机构和组织对相关数据的窥取。对个人或机构开展相关数据核查工作,需要严格遵循审批流程,避免交易数据及个人信息的滥用。三是制定数字人民币跨境信息合作规则标准。《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明确了个人信息属地保护和非必要不提供原则,将有效反制境外司法或者执法机构强制提取中国境内的个人信息。但对于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数据安全保护,尤其是涉及到对境外使用的数字人民币如何监管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内法规则,更需要国外司法机构协同配合。有必要针对数字人民币的隐私保护制定多边合作标准,特别是数据跨境使用的合规依据与标准,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余论

基于区块链等底层技术建立的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可以有效规避SWIFT体系和美元清算系统的弊端,可以为我国建立独立自主的跨境交易通道,提供有效反制“长臂管辖”的法理基础和技术手段。但现行法律制度对涉及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及其风险尚未作出明确回应,数字人民币可能的风险敞口依然存在。结合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实际与美国“长臂管辖”的机理研究,我国在国内国际金融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修改需要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位、作用机制、监管职能、隐私保护等做出合理充分的规制安排。同时借鉴美国“长臂管辖”的部分理论,延伸数字人民币的跨境监管范围,通过构建多边应用标准的模式,提升数字货币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跨境支付结算市场的实力与地位,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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