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acebook更名为“Meta”，从COP26、碳中和到绿色金融、ESG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投资风口，技术再一次成为构想未来生活的一次集体狂欢。对于技术发展，物质性设施固然重要，但是当一种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和关系结构，其关键便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类想象之翼张弛与意义之网的编织。
一、意义之网
早在100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便曾断言过“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编织意义并在意义之中创造存在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
无独有偶，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畅销书《人类简史》中，将韦伯命题进一步阐释为，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在赫拉利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便是一段意义创造的历史，这张意义之网构成了人类本体性的存在。
《人类简史》人类社会的高级本质，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创造与建构意义，更在于可以实现意义的迭代与堆叠。也就是，想象可以不断成为新一种想象的基础，创造新的想象与意义。技术的迭代，本身便是想象与意义的迭代。绿色金融、元宇宙便是很好的例子。金融本质上即是一种想象的意义共同体。钞票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价值高度依赖于共识性的想象，只有全社会或这个社会的大多数都认可了这样一种的“纸的意义”，货币才会得以成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客观事实，以货币为中介的价值交换体制构成了现代经济的基本规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生产价值交换的基础，当一手交货，但却没有办法一手交钱，而是以信用为意义依托，以未来期望为价值置换的时候，金融便产生了，金融是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最重要的核心动力之一，也是剩余价值剥削的重要手段。
可以看到，金融之所以能够客观实体，在于信用与价值期望的想象被广泛接纳与认同，这一过程便是想象的合理化、意义化。当然，这一过程远比我们陈述的要复杂，还包括了法律、制度、组织等各方面要素的互动，或者互为主体，但不容否认，金融的产生离不开一种想象的意义之网。
金融的本质在于意义化了信用与预期的想象，而绿色金融或者负责任金融的意义在于消弭既有意义之网逐渐封闭所带来的焦虑与危机。
金融的高效率也在资本主义反身性浪潮中饱受诟病，金融成为了制造极端不平等、剥削剩余价值的黑手，这种想象在消解和解构金融作为一种意义共同体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资源紧张及环境恶化等长期社会问题正在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进程，并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下，环境作为公共物品，产权不能有效界定和定价，外部性往往产生市场失灵，影响环境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需要新的范式革命产生。但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试图去回应金融意义危机时，我们反思的并不是金融本身的问题，而是试图用另一种意义去叠加前有的想象。
当气候变化、社会危机在增强预期的风险，消解信用的可持续性时，一种正外部性的想象便格外重要。为此，绿色金融、环境经济学应运而生，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于2016年提出，绿色金融指能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也就是将“绿色”纳入传统金融活动之中。但是，环境要素或者绿色要素往往投资回报周期长，对投资的激励不足，同时，环境问题内在机制的复杂性和影响滞后性都决定了“绿色”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一种想象，将“绿色”纳入无形的手，既需要有形的手提供政策支持，更依赖于利益共同体的意义共识。
“绿色”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与金融意义构建本身的基础相悖，金融的出发点即在于以一种想象最大化生产力，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绿色”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并非是金融出发点的初衷，而是蕴含在了对信用、预期不确定性的误差变量之中，因此，绿色从一开始，并不与信用与预期互为主体，而是从属于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绿色金融本身就是金融的一部分，是想象的意义共同体的要素之一。但是，绿色金融本身显然志不止于此，而是在于试图构建一种新的互为主体关系，这种意义之网的坚固与否依赖于主体关系张力的想象空间，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绿色会影响金融，金融又在多大意义上能够实现绿色，这种意义创造的空间离不开一种危机与期望的想象。这种想象的构建如何在群体层次上意义化决定了金融能够向绿色金融的迭代，否则绿色金融只是金融的一种类型、一种从属。
二、叙事之翼
想象意义化的关键在于叙事。想象之所以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意义，即在于想象能够成为一种叙事，影响人类社会的微观预期。德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JenBeckert就曾指出的：资本主义总是在“虚构”与治理我们的预期。
成功的叙事决定了想象能够形成意义之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提到，叙事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远大过我们所认为的那种，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即在于人类能够将想象意义化，而这个过程便是叙事。我们喜欢那些深层次的故事。这些深层次的故事影响着人们的微观决策，并进而涌现出宏观运作的规律。
交相呼应，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述行性研究无疑对经济现象的客观实在提出了挑战。社会学家卡隆认为，经济不是嵌入在社会中，而是嵌入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并不是描述一个现存的、客观的经济现象，而是让经济学变为现实，即通过经济学所发明的经济工具或经济理论创造一种现实的经济，改变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创造成为他们所描述的状况，即“经济学述行经济”。有意思的是，述行性的来源之一便是对于技术的研究。
技术与经济生活一样，都离不开成功的叙事。叙事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广泛意义，是构建意义之网的基础。绿色金融是述行市场，元宇宙的兴起亦根植于一种科技主义与现代性危机的叙事。
从蒸汽机开始，当苏格兰乡间的纺织作坊需要拿出未来一年甚至几年的预期收入来引进一堆闻所未闻的钢铁，且可能会解雇技能娴熟的工人，但可能在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物质产物的时候，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叙事所带来的想象。
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叙事也是如此。工业革命后，我们的生产力提升带来了更大的信息流处理规模，产生与日俱增的公共性危机，因此，我们发明了政府、公司来降低信息流处理的交易成本，但随着政府、公司越来越低效和僵化的时候，一种意义危机便需要新的叙事来消弭。比特币所代表的一种自由无政府主义叙事，促使比特币站上了人类期望的风口。区块链的一种去中心化、加密性构建了一种自主性诉求的叙事，是对数据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抵抗。
元宇宙元宇宙同样也嵌入在了数据主义的迭代叙事之中，在去中心化、去殖民化、自主性萎缩的现代性危机下，成为一种意义共同体。元宇宙构建了一种空间增殖的期望叙事，资本与技术的增殖带来了时间和空间的膨胀，人类社会进入罗萨所说的加速主义路径之中，当大量的信息流没办法在单一有限的空间与时间跨度上处理与信息化的时候，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障碍的世界便满足了信息流膨胀的期望。技术与资本的勾连，加速了信息流空间的膨胀，当资本没办法在有限空间处理信息流完成积累的时候，空间的转移与开拓是一以贯之的选择，从殖民时代、大航海时代，本质是都满足了一种空间转移的需要。当殖民化进入僵局和去殖民化浪潮来袭，物理或地理空间的拓展受到制约，一种超越三维实体的空间想象便成为可能。试想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在同一个空间，既处理元宇宙中公司指定的工作，又能给身旁饲养的猫咪喂食的时候，我们在单一时间和单一空间跨度上处理的信息流无疑是膨胀的，我们由于空间、距离、通勤等带来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这样的叙事无疑是迷人的。
人类创造的信息流高度膨胀，反过来制约人类处理能力，加速主义异化人类生活，一种置于现代性危机框架下的自主性渴求便是这个时代的心灵解药。元宇宙的兴起正是构建了一种更加具有自主性、主体性的沉浸性世界，这种沉浸性是一种对于数据主义下心灵的呼唤。元宇宙的叙事符合了内卷社会对自主性的想象，而自主性恰恰是人类生活意义的关键部分。
如同绿色金融一样，元宇宙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在于VR、全息投影等一系列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更依赖于元宇宙叙事能否转化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性意义之网。就像比特币，如果没有共识性的意义想象，就不会有颠覆性、普遍性的功用，就不能取代现实货币成为人类生活意义之网的一部分，绿色金融如此，元宇宙也同样如此。
在赫拉利看来，人类在过去有三种典型叙事，他们分别是泛灵信仰、有神宗教、人文主义。在人类自由意志存在不断受到脑科学等科学与技术兴起的挑战之后，科技主义的全面复兴成为当前时代最重要的叙事共同体。科技主义的叙事或许太多抽象，回顾现代科技叙事的每一次成功，似乎都蕴涵了人类自身对于信息流处理的期望。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几乎每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都离不开一种信息流期望的叙事，货币是信息流，每亩产的粮食也是信息流，工业革命前，纺织作坊的主人需要处理的仅仅是简单的原料计算与生产调配，那么蒸汽机的引入带来了更加复杂的计算与新的资源问题，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在帮助我们降低处理信息流的交易成本，但又在科技的使用中产生了更多、更复杂的信息流，然后又引入新的技术。我们总是在对技术优化信息流处理与技术复杂化信息流处理的螺旋上升中不断创造着新的技术叙事，构建意义之网。
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当一种想象越迷人的时候，越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时候。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亦诚如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柏格森所警示的，虚构与想象是一种描述未来的特殊方式，其目的在于巩固当下的社会现实，因此想象往往是封闭的，它总是利用人们熟悉习惯的资料小心翼翼地构造未来的叙事，于是看似崭新的未来一定程度上成了旧事物的重演，我们创造的一个个叙事只不过是为了巩固现实的不堪与内卷。当我们在逐渐倦怠的灵魂被元宇宙带来的自主性叙事而狂欢、充满希望的时候，我们便已丢失了另一种自主性，一种对于技术叙事与想象反思的自主性——是谁在创造技术叙事？我们总是将把握未来命运的期望寄托在我们所创造的不熟悉的、虚妄的技术想象之上。技术的共识是必要的，但技术的叙事也应该是存异的。
我们善于创造叙事与想象，但又总在自己创造的叙事中身陷囹圄，自我异化。人类的伟大在于叙事与想象，但人类的理性光辉却孕育在对自我叙事与想象产生克制与反思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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