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旗的货币数量论
单旗曾任春秋后期周景王的卿士，史称单穆公。在单旗之前，虽有《逸周书》“作母以行其子，的记载，却无系统和理论阐述，尚称不上货币数量论，且有学者疑此说为后人伪托。所以，单旗的货币数量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数量论单旗的货币数量论是包含在他的“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中的。
单旗提出了三对概念即轻重、子毋和大小。“轻重”的意思就是指货币在市场中流通的全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一般来讲，货币在市场的流通中会有左右市场价格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同时也是推动百姓生产从而权衡君民得失的原动力‘子毋’‘大小’则是形象的语言说明大小币在流通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相互关系，论证了只有通过子毋相权，才能有效地调节货币流通，进而调节市场物价。就是说如果人们感觉流通中的货币助买力，相对于物价水平来说为过小时患轻，就要另发行一种重的较大的货币来作为价格计算的新标准单位，以代替流通中的现行计算单位，以满足人们调节市场价格的要求。
反之，如果人们感觉现行货币的单位价值过大，不便于使用时即“若不堪重负”，则另发行一种轻的较小的货币作为新的价格计算单位，以代替旧的价格计算单位，大小两种货币仍并行流通来调节市场价格这就是单旗子毋相权的货币的数量论。
司马迁的货币数量论
司马迁，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经济思想，综合了先秦诸子的经济学说，并加以发展，而自成一家之言他对流通中所需货数量的多少、币值的贵贱轻重对于物价的影响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他认为“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白金稍贱，民不宝用”“今半两钱，法重四株，而奸或盗摩钱里取车容，钱益轻薄而物贵”“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也就是货币如果私铸滥发，数量过多，币值贬损，必然要引起物价上涨。这时，老百姓就不愿意再储存货而设法抛钱购物，从而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更加助长了物价的高涨，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和市场供求。
张林的货币数量论
张林是东汉章帝时的尚书，公元76年章帝即位以后，连年牛疫、旱灾造成物价腾贵财政困难，他针对当时这种情况提出恢复盐专卖与均输制度外还分析了物价高涨的原因。他认为：“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残故尔宜令夭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幻”这种见解，在当时是比较杰出的。谷价贵，一般都认为是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而他却认为，当时不仅谷价很贵，而且百物都很贵。可见，物价贵的原因并非自然灾害，而是流通中的钱币多了，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了在特殊的经济背景和社会流行的物价高涨成因沦陷情况以下，张林仍能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物价波动与高涨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孔凯的货币数量论
孔凯，南朝齐高帝时曾任奉请，在高帝建元四年，公元482年他提出的《铸钱均货议》中，阐述了他的货币数量价格论。指出“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染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稚贱，此不可不察也”这说明他认识到商品和货币的数量与商品的价格密切相关，因为三吴地区遭水灾，粮食歉收，粮食本应涨价，但并未涨，这是由于货币数量少，而不是粮食不值钱。
▲古代货币研究图
孔凯的论点与东汉张林的货币数量论其理是一致的。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张林是从东汉后期通货过多来说明物价昂贵，而孔凯则是从南齐当时通货短缺来说明粮价不高的他们的见解都是值得称道的。
张九龄的货币数量论
▲张九龄唐朝开元年间名相
张九龄，唐开元时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盛唐时期工商业发展，公私交往需要更多的货币流通，而唐代官钱又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因而形成通货经常短少和“钱重物轻”的现象。
这种现象为私人铸造成了条件。为解决通货短少问题，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宋元年，已任宰相的张九龄提出不禁私铸的建议，允许人民自由铸钱以解决通货数量不足和物价低廉的困难，并代唐玄宗拟了《救议放私铸钱》的诏书。
主张既然货币短少、货价低廉，即应及时铸币，而官铸费用大，数量有限，很难满足公孔需要，变通的办法，只能是不禁私铸，并使私铸合法化。
现代货币数量论
现代货币数量论将经济分为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而实体经济指的自然就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而泡沫经济指的多是风险大、回报率高为代表的房地产行业和股市。而股市、房地产容易形成泡沫的主要原因在于股票和住房供给量短期内难以大量增加。
▲现代货币研究图
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流向以及外汇汇率与对外贸易出现脱离的趋向，甚至出现过完全相反的运行轨迹。现代货币数量论从经济分为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出发，在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方程式，MV=P1Y1+P2Y2+P3Y3+S该公式中MV表达的意思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意思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P1Y表示实体经济交易总额之外，增加了股票交易总额P2Y2、房地产交易总额P3Y3以及储蓄总额S，公式中的P1、P2、P3分别表示商品与劳务交易价格、股票交易价格以及房地产交易价格，Y1、Y2、Y3分别表示商品交易量、股票交易量以及房地产交易量。该公式表示货币配置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投入于实体经济，一个是投入于高风险高回报率的泡沫经济，还有一个是将货币原地不动储存起来。
而若具体来看货币究竟在哪个领域流向量是最多的？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货币流向三个领域之间的流程是什么？首先，如果以房地产、股票等为代表的高风险高回报率的泡沫经济的泡沫被吹得越大，那么其行业大的整体收益率就会大幅度的超越其他行业。那么如果以宏观角度来看，就代表着泡沫经济的收益率远远大过于以第二产业为主要代表的实体经济，而这样一来，货币此时就会愈发大幅度的涌向泡沫经济，而正因为这第二次货币流通量大幅度涌入房地产等行业的原因，所以导致房价和股价一直都居高不下，那么大批的资本家更是将投资汇入这类行业，至此开始货币的第三次流通量也就开始了，而这三次货币大幅度流通不仅会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而更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P1不会上升，不会出现统计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股价P2房价P3会不断上涨。
▲现代货币研究图
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当泡沫经济破灭时，不仅会造成股市崩盘、经济危机等后果，而且更是会对实体经济也产生挤压效益，导致经济的整体低迷，大部分投资者也不会选择冒险投资行为而是会将大量资金被储存起来，S增加，即形成流动性陷阱。此时，继续扩大货币供给量无济于事，新增的资金被储存起来，形成不了有效需求。依据上述分析，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政策含义包括四点：
第一，当经济出现萧条时，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大量资金继续进入泡沫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升泡沫或维护泡沫，对实体经济无益，此时应引入财政政策，维持经济不崩盘，引导资金流向，引导预期，压低泡沫经济收益率，来缓解实体经济的挤压效益，推动实体经济收益率的回暖。
第二，若想回避财政赤字，那就要和货币化敬而远之，因为财政赤字时若盲目采取以赤字货币化的措施来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法，那么实则与盲目增发货币量无任何分别。而如此大量的货币就必然会引起另一层次的资产泡沫化危机，而此类措施索道是的效应实则与宽松型货币政策也无任何分别。二者都会将经济再次带入泡沫化的陷阱里。
第三，实现经济回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盲目发行货币很可能会事与愿违
因为这类措施很可能导致经济中的泡沫化程度加剧，引导货币流向、优化货币配置结构更为重要。
第四，当投资者失去信心时，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同时出现时，新增的资金大多被储存，这时需要引导投资者的信心，改变投资者的预期，投资示范人扩大投资。
▲现代货币研究图
然而，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货币数量论的因果联系在现实当中并不成立。首先，货币的流通速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在解释高速通货膨胀的时候，一些货币主义的学者不得不放弃这一假设。其次，“货币是原因，价格是结果”这种理论显然与“贷款创造存款”的学说相冲突。我们认为，这一学说才是符合实际的。按照这一学说，现实中的因果联系应该是从生产和价格到货币。这是因为，商业银行是根据企业的生产需求创造货币的；同时，如果价格上升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它就可能需要从银行申请更多的贷款。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过剩产能和非自愿失业是常态。试想，假如商业银行愿意放松贷款条件并且企业有动力扩大生产，那么，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产出的增加不一定会带来价格水平的上升。实际上，比起关注货币数量，我们更应该关注其背后的现实经济因素，从而理解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不同群体争夺有限的实际产出的过程；价格是由厂商按照生产成本加成定价确定的，它保证了在分配当中每一个收入群体的收入的实现。例如，假设今天因为某些原因工人工资上涨，那么这将压缩资本家的利润，从而减少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实际产出数量。但是由于物价水平的上升，他们的实际工资不变。如果工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那么物价水平就不会继续上升了。但是，如果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围绕着实际产出的分配的斗争不断持续，从而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都持续上升，那么持续的通货膨胀就会发生。
▲现代货币研究图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通货膨胀一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一方面，不同群体的斗争最终会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制度和传统等原因而停止，不同群体最终对实际产出的分配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剩产能和非自愿失业是常态，在短期，随着总需求的增加，更多的产出能够被生产出来；在长期，新增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工厂和机器，这将进一步增加生产能力。对于增加支出来说，如果部门和私人部门是在争夺有限的实际产出，并且私人部门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那么这确实会带来通货膨胀。但这样的情况不一定会发生。
在历史上，要发生现代货币理论的反对者所说的恶性通货膨胀，那必须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例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一直以来，魏玛共和国都被作为滥发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代表，但是，相对于关注货币数量的变化，了解魏玛共和国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更有利于我们认识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基本没有波及德国本土，但是德国损失了大量的领土、资源和劳动力，生产能力下滑。这使得德国需要扩大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巴黎和会使得魏玛共和国背负了1320亿金马克与黄金挂钩，1金马克等于358毫克黄金的赔款，并要求魏玛共和国每年偿还20亿金马克和26％的年出口额，这进一步恶化了魏玛共和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而不管是古代货币量理论还是现代货币量都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密切关注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深入理解其争论的最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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