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经济史回顾:1997年亚洲货币贬值的具体情况及对人民币的影响

市场对人民币需求超过对外币需求

从官方外汇储备变动的情况来看,1997年1—10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370亿美元,表明央行在每一个工作日平均购进外汇约2亿美元。虽然中国的外汇市场仍只做简单的即期外汇买卖,并且主要为经常账户项目上的一些交易,市场交易规模显得狭小,对企业和投资者在本币与外币资产组合上的选择还存在着各种官方限制,但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行为可以看出,典型的市场参与者对本币的需求超过了对外币的需求,使得人民币变得更为坚挺。

结论来自科学的计量实证模型

为了步出这种有可能产生误导的简单经验性判断,我们基于国际金融学说和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的计量实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民币的实质汇率是一多维随机函数。自变量包括政府投资、国内经济生产率、实际汇率、贸易条件和经济开放度等。

BIS 报告:新兴经济体的央行希望用 CBDC 提高支付效率:金色财经报道,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指出,支付系统效率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尝试CBDC或考虑采用这种方法的首要动机。鉴于现金使用的减少和私人数字支付服务的增加,提供类似现金的数字支付方式是 发行CBDB最常见的考虑因素,该报告包括巴西、香港、墨西哥、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报告还指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行优先考虑普惠金融,关注网络安全风险、潜在的银行脱媒和跨境溢出效应。(The block)[2022/4/15 14:25:36]

运用动态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一均衡模型。我们发现政府投资、生产率和实际利率三个变量具有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除了实际利率,每一个变量都在1%或更高的水平上呈统计显著。统计检验也表明模型行为良好。

为了评价该模型相对于其他汇率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我们比较了该模型和其他三种模型预测值的均方差。这三种模型分别是:简单随机走动、漂移的随机走动和简单购买力平价模型。除了在三年的水平上,随机走动模型优于该均衡模型这一例外,预测均方误差表明在所有其他水平上,我们的均衡模型都优于其他模型。

历史上的今天丨中国电信成立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实验室:2019年11月15日,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在其本部大楼举办了以“Hello 5G,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19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科技节。在科技节现场,还展示了中国电信在区块链技术上的一项最新成果——区块链招投标系统。据工作人员介绍,该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电子招投标平台成本高、效率低、易篡改等问题,可实现招投标过程中的公平、公开与公正。据了解,目前中国电信重庆公司已经开展了区块链技术领域的相关研究,并特别成立了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实验室。[2020/11/15 20:53:41]

三年后人民币与美元比价可能达到7.8∶1

网上列出了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年均预测值。三个结果格外令人注目。其一,人民币在1997年被低估近4%,在1998年以后仍然可能被低估;其二,在1998年,如果让实际汇率从现在的8.3升值到8.2,并稳定在此水平上,那么它与均衡汇率的偏差为各年中最小,仅2.2%。其三,若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可能在2001年至2002年间趋升到目前港币与美元的固定平价水平。

世界经济论坛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治理政府公共部门腐败活动:世界经济论坛(WEF)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使政府公共部门的腐败活动更加困难。WEF区块链项目负责人Ashley Lannquist表示:“腐败对区块链来说是一个‘高潜力’的空间,因为你真的可以从分权中获益。例如记录很难删除或审查。” Ashley Lannquist负责的一份报告指出,黑暗交易困扰着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但提高透明度、公共问责制和适当的文件是解决办法。区块链就是一种解决方法。(Cointelegraph)[2020/6/17]

如果政府硬性贬值人民币,会引起国内与外部经济失衡。把近期对外生变量走势的判断与该模型的预测结果综合考虑,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政策当局不干预汇市,人民币极有可能小幅升值。如果央行非要人为地将人民币压低,即采取行政性官方手段实行贬值,那么人民币“官方汇率”将会更加偏高于其长期均衡水平,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引致国内与外部经济失衡。

亚洲货币贬值会不会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

声音 | IBM范斌:区块链真正的应用应该是服务实体经济: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合伙人,中国区金融行业总经理范斌表示,发币只是区块链其中一个很小的应用,区块链真正的应用应该是服务实体经济。范斌以IBM融资公司应用区块链技术为例表示,区块链现在技术上已经准备好了。IBM融资公司每年与4000多位合作伙伴结算现金达440亿美元,每年处理290万笔发票,通过区块链技术,每年为IBM节省了1亿美金的流动资金。(经济观察报)[2019/11/22]

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诸多变量之一,到1997年为止,除了人民币和港币外,亚洲其他主要货币都纷纷贬值,其中贬幅最大的泰铢贬值40%以上,贬幅最小的印度卢比也下降了近8%。这些货币的大幅贬值显然会对中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带来一些影响。

然而,汇率毕竟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诸多变量之一。如果汇率对出口增长起决定作用的话,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产品等同。也就是说,各竞争国的产品区别甚微,以至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成为完全可替代品。相同要素含量。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出口产品包含等量的资本、劳力与技术密集程度。

声音 | 经济参考报:部分ICO项目逃避监管以区块链之名行“割韭菜”之实:经济参考报撰文《部分ICO项目套“洋马甲”逃避监管》称,去年9月4日,央行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叫停ICO(首次代币发行)非法公开融资炒作。一年过去了,记者近期深入行业内调查发现,众多虚拟货币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过山车”行情:冲上历史新高,如今跌入低谷。而新政之后,又有为数不少的项目打着国外基金会的旗号,不但顺利完成了ICO,而且登陆与国内相关的交易平台,以区块链之名行“割韭菜”之实,整个发行过程更为隐匿。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经历了两次以上“腰斩”,损失在九成以上。[2018/9/13]

亚洲各国经济迥然相异,因此其货币汇率的变动不可能对贸易形态产生关键性影响

与北美和西欧不同,亚洲包括了许多自然禀赋、地理环境、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迥然相异的经济。这意味着亚洲货币汇率的运动不可能对贸易形态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例如,韩元与台币的贬值并不见得会削弱中国内地的出口竞争力,因为韩国与中国地区的出口,比如韩国的小汽车、地区的电脑微芯片一般来说有较高的资本与技术含量。基于同样原因,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因拥有在高附加值服务类的出口优势,其汇率走向也不大可能对中国内地出口有直接影响。

东盟四国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东盟四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具有较多与中国类似的比较优势,因此其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有更大潜在影响。然而进一步仔细分析表明,东盟四国的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实际上也十分有限。

第一,与东盟四国相比,中国的出口结构更加多样化。如表4所示,在中国的总出口中,制成品占85%,初级产品只占15%。其中制成品中,除纺织、衣鞋类外,机器设备等重工产品也占相当比例。在东盟四国出口中,初级产品通常占30%以上,比如印尼的石油、马来西亚的橡胶、泰国的大米等都是特大宗出口品。即使在工业制成品上,东盟各国也通常集中在某几种产品上,如泰国的小汽车、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等。

第二,在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纺织品贸易上,非关税性贸易障碍起了主导作用,而价格上的竞争已退居附属地位。主要进口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对纺织品实行严格“进口配额”管理。如果奉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中国有能力全部控制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但是,中国像其他纺织品出口国一样受到配额的限制。世界贸易组织希望通过多边谈判争取在2000年以后逐步取消成员国目前实行的配额限制。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将得到巨惠。在目前的环境下,不管东盟各国货币贬值多么严重,它们的纺织品出口也仍受其各自配额限制,因而无法从中国夺走市场份额。

第三,货币贬值对东盟四国是一柄双刃剑,可以两面砍。东盟四国还没有形成综合配套、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制成品中进口含量偏高,既包括进口机器生产设备的租赁服务流量,又包括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中间产品。高进口含量对外资与合资企业是如此,对本地企业也是如此。这与中国情形有所不同。中国的出口部门虽然也引进国外设备、进口中间品进行来料加工、装配等,但平均进口含量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总值中的比例低于东盟四国。因此,东盟四国汇率的急剧上升也相应增加了进口成本,其制成品的出口并不能形成明显的价格优势。

第四,中国与东盟四国都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因此,劳工成本对出口竞争力影响极大。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制造行业的劳工成本上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使用广义的概念来估计劳工成本,既包括工资,又包括各种社会福利性成本。

我们先如此估计以本地货币表示的劳工费用,再按1997年6月的平均汇率值换算成美元。如表5所示,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东亚四小龙的以美元计的劳工成本都在中国内地的劳工成本10倍以上。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劳工成本是中国内地的3倍多,菲律宾是2倍多,而印尼是1.5倍,统统高于中国。

那么明年的情形如何呢?货币贬值是否会抹去中国内地与其他国家在劳工成本上的差别?除了人民币与港币外,我们预测其余货币在1998年还会在现在水平上进一步贬值。根据工资正常增幅与1998年的预期汇率估算,中国内地与东亚其他国家在劳工成本上的差异将有所缩小,但不会完全消失。比如,泰国的劳工成本不再是3倍以上,而是下降到2倍以下,菲律宾的劳工成本将由原来的2倍下降到1.6倍,而印尼的劳工成本水平将与中国内地大致相当,略高一点。

这个分析表明,即使在亚洲货币大幅贬值后,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内地劳工成本仍然相对低廉。所以,亚洲汇率变动并不改变中国内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

第五,东南亚和韩国的企业,包括其出口部门的企业,都为沉重的短期外债所拖累。货币大幅贬值,更加剧了债务负担,使企业现金流量剧减,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产运营,更难扩大生产规模以争夺出口市场。货币贬值其实削弱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并不见得会威胁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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