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启示未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征程、责任和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需要我们从创建共和国的先辈，包括为红色苏区创立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红色金融人身上汲取精神营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优秀的金融文化引领，回望来时的路，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行的路。本文就开展党史学习和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实践性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红色金融是上海金融人成长的必修课
红色金融是指中国创建以后，针对当时社会矛盾，提出金融政策主张、建立金融组织、开展金融业务、培养金融人才、巩固根据地建设等经济活动。纵观中国革命史，红色金融伴随着红色政权的创立发展，从消灭高利贷出发，“打土豪，筹粮款，发动群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红色金融一方面在根据地创立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债券，鼓励合作社发展，开展实业投资等活动；另一方面在国统区以党的经费参建银行，服务社会民生，培养金融干部，以及在官办银行开展地下活动，争取权益，保护资产、配合接管等。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早期的办公地，党领导下的上海地下金融活动是红色金融的重要组成。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必须基于历史真实，全景式梳理、鲜活地体现红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和重大节点、重大决策安排，从中总结原理性、规律性认识。
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从时间线看，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提出“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建议；1925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强调“限制高利贷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超过二分五厘”，第一次提出农村借贷的最高界限；1925年7月，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领导者彭湃在其主持制定的《海丰总农会章程》《广东农会章程》中，提出便利金融的办法——“可设立金融机关以利农民”，后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1926年12月，在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金融问题决议案》《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针对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猖獗等提出设立农民银行的办法，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1927年3月，、陈克非、邓演达在《对农民宣言》中提出，创办农民自己的金融。1925年至1927年，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浏阳浏东平民银行、湖北黄冈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先后成立；1929年，赣西南东固平民银行成立；1927年到1932年，中央苏区等8个根据地建立金融机构发行了96种货币；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规定了银行的属性、任务、业务及领导体制；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跟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后，从瓦窑堡到保安又于1937年转移至延安，其名称先后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反封锁反摩擦反伪币等经济斗争，直至194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行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
从专业线看，红色金融银行启动资本如何获得，货币以什么为本位，如何建立货币信用，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金库账目如何记录，纸币如何防伪，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等，红色金融的发展布满了困难充满了挑战，考验着老一辈金融人的智慧和创新。长征途中，流传着毛泽民遵义城智筹粮款演绎“二换银元”的精彩一幕。据曹菊如记述，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急需补给物资，而红军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不认可。毛泽民看到集市上食盐价格奇高，且掌控在军阀、不法商贾手中，许多老百姓因缺盐得了粗脖子病。红军攻下遵义立即打击欺行霸市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食盐投放市场低价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可用银圆1比1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用苏币购买物品，“红军进城十天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不久部队转移，为了不让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用银圆、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纸币的发行、流通和回收，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
从故事线看，红色金融第一股、第一币、扁担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首创全军会计工作制度的高捷成，开办有奖储蓄、助学贷款的朱理治，“人民币”命名者南汉宸，红色金融开拓者曹菊如等，记载了“一手抓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的奋斗故事。第一家红色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时，只有5名干部，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在“四大苏区”先后建立22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发行各种面值纸币、战争公债，以及借谷证等100多种金融票证。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00多担金银珠宝及货币资产随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干部从14人变成8人，扁担队只剩下黄金2担，白银12担，珠宝若干，经账物校对核实，漫漫长征路除正常开支外没有丢一块银元，令后人叹为观止。
红色金融的发展过程，生动传奇的人物故事，多侧面地充分展现了红色金融的人民性、求是性、创新性的本质特点。作为上海金融人，应将红色金融的传承与新时代加强基层党建相结合、与干部人才培养相结合、与金融文化建设相结合，丰富和充实上海金融业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从而进一步认识“陆家嘴金融与华尔街金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牢记金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从近代国际资本转移轨迹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发展，增强金融从业者的责任担当；进一步认识红色金融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和老一辈红色金融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树立新时代金融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把个人奋斗目标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之中。
1939年，“银联”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支援新四军。图为“银联”成员在募捐大会上演唱的情景
二、红色金融是上海城市隽永的奋斗印记
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远东国际金融中心，“1936年上海有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邮汇局18家，华商银行、保险75家，钱庄80家、外商银行、外商78家”，是亚太地区金融活动十分活跃的大都市。其中，也不乏中国领导下的金融斗争和金融活动，在上海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色文化是上海的城市底色，红色金融是其中耀眼的一笔。
上海是红色金融的斗争之地。上海是旧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留下了鲜明足迹。在国统区的地下斗争环境中，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先后领导建立了“银联”、“保联”和“六联”等职工运动组织，有效配合了农村根据地中心工作。据时任中共上海金融界委员会书记张承宗在《上海银联十三年》代序中所言：上海“银联”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增进服务效能”等方式广泛团结同仁，1937年在辛泰银行建立银钱业第一个党支部，1939年前后金融系统党员100人左右，“银联”会员由1936年10月成立之初的400人发展至1948年6月的1.5万人，“银联”13年几乎成了上海银钱业全行业同人的团体，被中共江苏省委称为“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也得到的肯定和赞许。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龚饮冰、冀朝鼎、罗静宜、洒海秋等接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其中，龚饮冰是中国银行第一届总经理，是中共参与商业银行经营的第一人。他从事地下秘密工作长达20余年，被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誉为“无名英雄”。1945年，为进一步深入国统区扩大银行掩护地下斗争，龚饮冰将建业银行上海分行设在上海天津路201号，1946年又将总管理处迁沪，成立服务股进行各项代理和社会服务业务，设立仓库，促进银行押放业务，在上海城隍庙等地协助设立三个信用合作社，调剂平民金融。冀朝鼎是中国银行第一届副总经理，被称为党内“三通”干部、“一人可抵十万大军”。1941年，冀朝鼎与陈光甫从美国回国，深得宋子文、孔祥熙信任，曾任孔祥熙秘书和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稽核处处长，并长期居住在孔氏公馆，是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冀朝鼎还担任了陈光甫为主席的拥有1亿美元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了许多地下党员。
上世纪脍炙人口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其主人公张公甫等人物原型均取材自广大华行发起者卢绪章、杨延修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斗争事迹。1933年，广大华行诞生于上海天潼路怡如里18号二楼的一个亭子间，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张平、郑栋林等5人合作，集资500元成立广大华行，卢绪章任总经理。“与魔鬼打交道”是广大华行的斗争艺术，卢绪章、杨延修“为党掌管‘钱袋子’”“与中统头子合办制药厂”“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1946年2月，为将民孚企业公司在昆明筹集的股款转移到上海，杨延修将900余两黄金分装入2个皮箱乘飞机随身携带，飞到上海从机场直接送卢绪章处，并随即与卢一起送“上海金业交易所”办理交割手续，保全和升值了这笔重要资金。从1942年到1949年结束业务，广大华行为上级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和房产。
上海是红色金融的创新之地。红色金融的创新是残酷的敌强我弱地下斗争环境中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一是借力巧取，发展商贸。1946年8月，中共设在上海的华益公司在浙江中路137弄1号5楼开张，老板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华益公司通过在重庆、青岛两地开展贸易获利颇多，并用赚来的钱购买大量物资运送到解放区，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从山东运进大量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美钞、法币和黄金。肖林亲自出马，将其装入盛满花生油的油桶秘密运到上海，美钞作为华益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转交周公馆用作日常开销，而黄金则全部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交给中共驻上海办事处。1947年8月，肖林和刘恕、杨廉安看到沪港两地存在多种货币汇率大起大落现象，在套汇问题上只要解决通信问题，就能避免风险赚大钱。肖林和刘恕在港“闭关”半月，精心编制了一套密码，利用沪港两地邮政局电报传递信息，保障套汇安全运行。上海的“华益”与香港的“华润”除公开的业务，最大的秘密就是开设地下银行买卖黄金、美钞和股票以及套汇。二是斗智斗勇，迂回战术。1947年，鼎元钱庄在上海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的楼上筹建，不久在四川路247号悄然开业。鼎元钱庄是“地下通汇线”的枢纽。1947年，时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的徐雪寒，根据党中央命令，拓展上海、、香港等地商贸活动，陆续投入上万两黄金资产筹建一批金融和对外贸易企业，并领导一个采办物资和运输的秘密工作机构，即“地下通汇线”。“地下通汇线”连接上海和苏皖根据地，在高邮、淮阴、扬州、镇江、上海增设钱庄，所有钱庄直接与鼎元钱庄对接。鼎元钱庄因市场资信良好，连国民党高官都将自己的私房钱入股、存放，表面上是一个经营票据交还、汇兑的金融机构，可实际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组织，承担着为中共赚钱、接送人员、购买战争物资等多项职能，既是在沪资金的“中转加油站”，也是情报“收集站”，还是人员秘密往来的“交通站”。
上海是红色金融的淬炼之地。旧上海“十里洋场”，多少人纸醉金迷，而红色金融人兢兢业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淬炼自己的党性和意志。卢绪章、杨延修周旋在腐败的国民党官员之间却依然保持着人的清正廉洁。1949年3月，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上交200万美元。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杨延修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各种资金约10万美元全部交给了党。为党做生意的华益公司肖林、王敏卿夫妇说，我们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们是在为党挣钱。1949年，华益公司向党组织上交大量经营结余资金，经上海市市长陈毅批准，肖林只留下当时流通的3块银元作为纪念。鼎元钱庄的许振东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到了国民党银行资金，用于支援解放区，还把钱庄暗中经营的盈利900两黄金上缴党组织。1948年，许振东再一次上缴100两黄金，并把自己的分红全部上缴用来购买军鞋、搪瓷碗等物资运往东北战场。身处国民党政府高位的冀朝鼎深知在腐败官场洁身自好会引起怀疑，想出了公开“捧女戏子”的办法，“张扬”地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到处送人戏票，其实他与那女演员毫无瓜葛。1963年冀朝鼎病逝，周恩来亲自在悼词中加上“他能出污泥而不染”。
Binance将于12月6日15时开始对BNB Beacon Chain (BEP2)网络进行钱包维护:据官方公告，Binance将于12月6日15时开始对BNB Beacon Chain (BEP2) 网络进行钱包维护，预计需要两小时维护。钱包维护期间，BEP2 Token交易不受影响，充提业务将于14时55分起暂停，维护完成后恢复。[2022/12/5 21:23:23]
左图为建业银行上海分行开业登记的文书，右图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刊物《保联》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三、红色金融是现代金融业前行的压舱石、方向标
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红色金融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和积淀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等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承载的红色文化是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关键在于坚持中国领导和开创金融事业的根脉和灵魂，传承红色金融为人民服务的基因，弘扬红色金融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四个自信”。红色金融是现代金融业航行的压舱石、方向标，值得现代金融人身体力行地学习实践。
认识红色金融的人民性特征，增强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不仅具有决定货币供给、价格、稳定性等社会属性，而且具有决定阶级间的利益分配、影响一个阶级经济力量的阶级属性。红色金融的人民性是党的宗旨决定的，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党领导金融的根本要求。建党初期，针对当时旧中国分裂现状，政府金融监管缺位、货币发行混乱、债券价值波动极大、农村高利贷盛行的混乱格局，红色金融的创立发展为统一根据地货币，对抗白区金融干扰；扩大财基，维持苏区军政运作等作出了一系列努力。红色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中非常注重普惠性，长期坚持实行低利借贷政策，服务产业民生活动，贷款用途只限于生产，纯消费用途不借款。其根本宗旨是消灭剥削，发展生产，为民谋利。反之，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金融，军阀混战各自为政，货币流通受阻，金融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工具，尤其是国民党发动内战财政困难，金圆券泛印成灾，人民苦不堪言。著名学者温铁军明确指出，美元与人民币的本质区别是，美元背后的美联储代表的是美国各财团资本的利益，人民币代表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信誉，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美联储建立以来，华尔街银行家操纵着美国的金融、工商业和命脉，资本主义的美国金融是各利益集团逐利的工具。身处上海的现代金融人必须增强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善于从上看问题，以不断提高判断力，坚持红色金融人民性特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陆家嘴金融”的不二选择。这也是金融把握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
最新法庭文件称Celsius自2019年开始就已资不抵债:9月8日消息，佛蒙特州助理总法律顾问Ethan McLaughlin已要求纽约南区美国破产法院法院获得更广泛的权力来调查Celsius，他已经向该法院提交了法庭文件，其中称Celsius涉嫌人为抬高其CEL Token价格，将其在CEL的净头寸增加数亿美元，从而夸大了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表上的CEL Token持有量。
McLaughlin表示，“至少自2019年2月28日以来，Celsius的负债已超过其资产，这些做法可能让Celsius内部人士致富，但牺牲了散户投资者的利益”。Celsius缺乏足够的资产来偿还其债务，尤其是在2022年5月2日至5月22日期间产生约4.54亿美元的未实现亏损。根据法庭文件，包括佛蒙特州在内的40多个州监管机构已对Celsius展开调查。（Decrypt）[2022/9/8 13:15:56]
认识红色金融的求是性特征，增强责任意识，勇担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重任。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红色金融求是性特征与其一脉相承。红色金融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金融与当时经济体制的探索、实践、变革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创建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的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摆上重要位置，上海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
首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上海金融人需直面的挑战和机遇。一是百年未遇之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其破坏力、杀伤力、影响力之大，堪比一场世界大战，不仅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国际，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2020年，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取得粮食连续丰收、农村1亿人脱贫、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等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形成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面对世界资本转移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金融人勇担的历史责任。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扑面而来，大国科技博弈日趋白热化，金融科技是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上海要遵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发挥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已有优势，发扬不畏艰难险阻奋发有为的精神，既坚定信念又不狂妄自大，既善学奋进又不东施效颦，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
认识红色金融的创新性特征，增强学习意识，提高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能力水平。红色金融创新性特征的经典案例不胜枚举，如苏币印刷植入羊毛以防伪；偶获国统区四联税单而建制；遵义“二换银元”以筹款；延安有奖储蓄为揽存；打破封锁建“地下通汇线”等等，红色金融在残酷斗争中创立，在艰难岁月中成长，尤其是身处“十里洋场”却“出污泥而不染”，展现的是人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特征的红色金融文化。在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史学习教育中，上海金融人更应注重创新实践，不断提高自己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实际工作能力。
图为四川路拐角处的鼎元钱庄招牌
四、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的宗旨与方法
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作为文化建设，必须强化其精神传承、文化自信。一是弘扬传承红色金融文化，是坚定党领导下“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也是抵制金融领域消极腐败现象的利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做到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守住底线，创新发展，真正摒弃脱实向虚舍本逐利的西方金融发展模式，推进上海金融的健康发展。二是弘扬传承红色金融文化，努力构建新时代金融价值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中，充分认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确立新时代金融价值观，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恪守诚实守信原则，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始终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始终永葆清正廉洁。三是弘扬传承红色金融文化，重在培育强作风硬的金融人才队伍。金融重要性诸要素中，培育具有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人才队伍是第一位的。
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作为方法探索，必须运用“三论”，讲求工作实效。一是运用《矛盾论》的分析方法，明确侧重点。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结合实际找到存在的主要矛盾；发扬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而行千里。二是运用《实践论》的工作方法，找准着力点。运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勇于实践不断总结，巩固实践中取得的成果；勇于创新不断完善，克服因循守旧随大流、不思进取的懒惰状态；勇于坚持不断拓展，坚守初心，在平凡岗位上坚定理想和信念。三是运用《系统论》的原则统筹谋划，夯实结合点。运用目标性原则、层次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围绕中心工作，目标明确，职责清晰，注重工作的上下衔接、横向联动，工作关系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推进整体工作的持续发展。
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作为教育载体，必须坚持三个结合强调“三性”。一是红色金融学术研究与现实教育相结合，梳理和整合现有的资料，提炼、形成自己的观点，强调针对性。二是红色金融创建历史的纵向发展与国际金融资本转移的横向比较相结合，认识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创业创新创绩的紧迫感，强调责任性。三是红色金融扎实的理论探讨与生动活泼的故事相结合，回顾历史与传承精神紧密联系，梳理发掘体现老一辈优秀品质的故事，强调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当前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中，上海金融业有必要结合行业实际开展红色金融“回顾与传承”的学习研讨，挖掘红色金融斗争史实，挖掘上海红色金融资源，融教育于形式多样的视频、媒介、文体活动中，明确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坚持金融为民服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承红色金融人的精神，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越走越强。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期刊编辑/贾 彦
微信编辑/丁 达
制 作/丁 达
转载请注明来自“党史镜报”
郑重声明：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 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