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最新出版的《元宇宙与数字经济》一书，作者朱嘉明。
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创造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我们。
——史蒂芬·霍金
20世纪以来，“时代”的概念突显出来，且大幅度跨越：《时代》杂志、时代广场、“凯恩斯b时代”、“原子能时代”、“冷战时代”，直到“IT时代”“互联网时代”到来，人类启动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转型，这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范式、科学技术模式，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
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型，人类只能处于被动状态，例如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或者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现在，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数字时代的转型，人类已经具备参与、影响和改变的能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转型，正是人类通过引入大设计和大实验，以期实现更为恢宏的大转型。
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是“大转型” 概念的提出者。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大转型》，该书的副书名是“我们时代和经济的起源”。全书的核心内容是在宏观经济史的背景下，阐述自我调节的市场对社会的脱嵌和社会自发的反方向运动，最终市场经济如何导致市场社会。如今，近80年过去，人类需要思考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和经济的起源、这个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
第一，大转型的基本特征。大转型并非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如果将大转型特征加以归纳，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大转型的发生，原因不单一和简单，而是多重历史性原因集合的结果。
（2）大转型的周期是长周期、跨世代；在每一个长周期中，还嵌套有以重大历史事件引导的短周期，例如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清帝国、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时期。
（3）大转型过程，有物理性的共振和共鸣，有化学性的化合、分解以及置换反应，也有迭代的过程。
（4）大转型超越地理空间限制，其超域性导致不可避免的全球影响和改变。
（5）大转型的结果呈现颠覆性，是基于解构之上的系统性重构。
如果以上关于大转型的特征成立，特别是以颠覆、共振和重构为标准，人类历史上存在以下三次大转型。
第一次是轴心时代c的大转型。
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区域是分布在北纬30度的古希腊、古犹太区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是一次人类文明从静态到动态、改变内在动力的转型，奠定了人类未来的思想体系基础，展现了对未来社会的最广义的制度安排。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转型。文艺复兴发生在14—17世纪，顶峰是16世纪，发源地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结束了中世纪，开创了近现代社会。第三次是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时代的大转型。时间开始自18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完成于北美，之后蔓延到世界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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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已经发生的历史大转型，会发现：每一次新的大转型并非以之前大转型的影响消失殆尽为前提，恰恰相反，是包含了以往社会形态的因素和影响。
第二，大转型的基本原因。
（1）气候和自然环境突变。例如，造成世界性的“17世纪危机”的原因是小冰川时代的来临，在西方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在东方发生了中国明朝的覆灭。现在的温室效应造成了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气候带北移和气候异常，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气候和自然的突变都是大转型最重要的诱因。
（2）思想运动。例如18世纪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之后发生在德国的狂飙运动。
（3）创新规模。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突破传统经济社会的框架，会促使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急剧演变。
（4）各种社会危机长时间积累和积聚，导致裂变和失控。
第三，人类处理大转型的基本手段。
（1）观念革命。观念革命始终是人类大转型历史的先导。20世纪初产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开启了科学观念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科技发展方向。
（2）技术革命。例如，电动机替代内燃机的动力革命、以核电发展为代表的能源革命。
（3）社会革命。例如，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新和谐公社”、巴黎公社，以及各类共产主义实践。其中，20世纪70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1973）主导的基于“控制论”的社会实验d具有深远意义。
（4）战争。战争是一种最快、最剧烈的应对手段。例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
历史证明，以往的转型往往伴随巨大的社会震荡、冲突、危机，乃至战争，人类社会付出生命、财富和文明进步的代价。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一书中的第一句话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这是一位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欧洲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之后的论断；另一位同样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不断的流亡中为欧洲文明的堕落发出哀鸣，将其描述为“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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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超级大转型
人类正进入21世纪超级大转型，其规模涉及80亿人口，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存在触发人类总危机的危险。正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言：“我们的未来不是再经历进化，而是要经历爆炸。”
第一，21世纪超级大转型的特定背景。
（1）生态环境改变。最大的威胁来自温室效应。这不是伪命题，不是危言耸听。全球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2022年3月，南北两极已经发生异常升温的情况。e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很可能已经严重到不知还能够支持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多久的境地。
（2）人口膨胀。历史上发生大转型的时期，全人类不过几千万、几亿人，20亿到30多亿人，现在达到80亿人，之后将是100亿。地球很可能无法承受100亿人口之重。
（3）全球经济体量巨大。地球资源不足以支撑现在世界经济体量的中高速增长。
（4）全方位分裂。包括从思想到各类文明的分裂、严重的贫富差别加剧的经济和社会分裂。如果用地质学语言描述：支撑当代社会运行的各种板块，呈现剧烈碰撞，甚至拉裂和断裂状态。
（5）人本身的改变。基因革命、基因编辑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还有这次新冠肺炎病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显现，有待样本和时间提供更多的证据。
第二，21世纪超级大转型的特征。它根源于20世纪，有以下几个表现。
（1）科学先导。科学突破先于大转型的其他部分出现，例如，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出现。
（2）技术主导。从1936年发明“图灵机”开始，以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的叠加效应，构成大转型的核心推动力，开启了不可逆转的数字化转型。
（3）全域性。波及、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从思想、文化，到经济、和国际关系。
（4）全球化。几乎席卷了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5）星际化。人类走向星际探索，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月、1981年第一架航天飞机，一直到2021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f星际革命和星际化成为这次转型中最引人注目的变量。马斯克（Elon Musk，1971—）是星际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第三，21世纪超级大转型和危机常态化高度重叠。历史上的大转型都以各种危机为背景和影响因素。甚至可以说，危机是大转型的关键变量。但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转型和危机发生高度重合。现在，危机常态化和高频率化。“危机”概念已经在人们的话语交流中不可缺失，否则不足以表达对事情的认知和理解，诸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失业危机、病危机、地缘危机，不一而足。从2000年的IT和纳斯达克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同地区的动荡和战争引发的难民危机，危机规模越来越大，复杂化程度加剧，离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近。
第四，面对21世纪超级大转型的选择困境。现在的超级大转型和复杂化危机，已经不是牛顿式的简单机械状态，而是动态的多维度状态。大转型过程中的坐标系不断改变，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坐标系在哪里。更为严重的是，科技正在加速逼近“奇异点”。仅仅描述这样的超级转型已经十分困难，如何实现其数量化和模型化，将挑战人类的智慧和技术手段。所以，需要突破传统的思想、理论和模式。例如，信息结构的复杂化、网络博弈的兴起，以及机器学习的广泛应用，导致“博弈论”的思想方法已经过时。
第五，超级大转型的两种选择模式。超级大转型，一方面，正在加速日益融合的技术和日益量化的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全方位的危机还在积聚，如果任其发展，人类将面对失序、分裂、崩溃。于是人类产生了两种选择模式。第一种是马斯克的星际移民模式，或者称为“星际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基于地球和人类危机加剧的不可逆转，实现少数人类的外星球移民，它依赖于资本、技术与公司结合。第二种是元宇宙（Metaverse）模式，即通过非中心化自组织分布式的合作，构建虚拟现实世界，实现挽救人类危机和地球的各种实验，最终重构一个现实和虚拟互补的新世界。
元宇宙是大设计和大实验的载体
现在所面临的超级大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集合思想、科技和财富的系统工程，如同建立21世纪的金字塔。
第一，超级大转型需要大设计。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2018）继《时间简史》之后的著作《大设计》，在第五章引言部分引用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一句话，很有哲学意味：“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是它是可理解的。”人类需要在理解这个超级大转型的基础上，开始霍金所说的大设计。这个大设计需要集结人类在数学、物理、科技和工程上的智慧，还有所有艺术领域的成就。现在关于超级转型的思考，关于元宇宙的构想，需要有多维宇宙和空间的思维能力。拓扑理论和M理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g其中，M理论“是宇宙的完毕理论的仅有候选者”“是爱因斯坦所希望找到的统一理论”。
第二，大设计需要大实验。迄今为止，人类的各种具有转型意义的试验，都以人类本身作为试验对象，以地球作为试验场所。现在，这样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为，人类已经无法承受试错成本和后果，地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到一个新的世界去试验，元宇宙就是这种超级试验的场所、载体和平台。或者说，元宇宙是超级转型和大设计的实验室，在已经成熟的技术支持下可以实现：
（1）融合形而上和形而下、超世代的试验。
（2）关于现存所有科技大设备不足以实现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试验，以及历史和物理世界假说的试验。
（3）宇宙起源基因编辑试验和硅基生命的试验，还有传统碳基人类与各类数字及虚拟人的共处模式试验。未来元宇宙中的“人口结构”中，虚拟现实形态的人口数量将具有显著优势。
（4）模拟地球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试验。
（5）走向星际的未来诺亚方舟的试验。总之，人类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可以以元宇宙的虚拟现实方式，完成人类可以想象到的必要和紧迫的试验。
第三，元宇宙大实验的社会意义。基于元宇宙的大实验，实现互联网3.0、区块链3.0、人工智能3.0、工业4.0的结合，不仅可以给人类思考、观察和收获新型体验的机会，而且可以推动现实世界和虚拟现实世界的互动与移植。数字解放、数字自由和数字正义时代的来临，使每个人，包括被称为“数字时代无用阶级”的人获得机会和尊严。不仅如此，元宇宙大实验还将构建人类和人工智能生命体共同的伦理和价值体系。人类终究会超越现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加速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结语
霍金说：“但真正的奇迹也许在于，逻辑的抽象思考导致一个唯一的理论，它预言和描述了我们所看到的充满令人惊异的千姿百态的浩瀚宇宙。如果该理论被观测所证实，它就将是过去3 000多年来一场智力探索的成功终结。我们就可以说找到那个大设计了。”
人类正处于这样的伟大时刻：大转型、大设计和大实验。元宇宙的出现正是时候（ just in time），元宇宙的功能则是包容一切（all in），创造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这些都是元宇宙的魅力所在。《易经》的 “元亨利贞”触及元宇宙之真谛，可以概括宇宙间的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往来循环，无穷无尽。在元宇宙的“贞下起元”时刻，我们不仅要呼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还要呼唤似乎已经久远的激情和浪漫。因为，科学不仅需要理性，也需要浪漫与激情。元宇宙会为技术乌托邦主义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朱嘉明于北京
2022年4月2日
朱嘉明
经济学家，现任横琴新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MBA。曾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担任工业发展官员，曾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大学。代表著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论非均衡增长》、《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两千年》，《未来决定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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