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外景“在脸书发行天秤币的时候，我们的数字金融研究平台也成立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5年多以来，几个重要的阶段勾勒出中国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脉络。目前，央行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文／《环球》杂志记者吴美娜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持续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已明确提出了研发本国数字货币的设想。有观点认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自放弃金本位以来最大的变革。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近日表示，全球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早于预期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BIS也支持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创建数字版本的国家货币。据BIS于2019年1月发布的《谨慎行事——央行数字货币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央行中有70%正在参与或将要参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工作或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上曾表示，“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
ZG.COM于4月27日16:00上线杠杆代币DOGE5L、DOGE5S:据官方公告，ZG.COM将于2021年4月27日16:00上线5倍杠杆代币交易——DOGE5L（5倍做多DOGE）、DOGE5S（5倍做空DOGE），并开通DOGE5L/USDT、DOGE5S/USDT交易市场。
ZG.COM杠杆代币是由ZG.COM发行的一种带有杠杆功能的代币（非链上代币）。该杠杆代币具有浮动杠杆、智能调仓机制、低费率等特点，并且每个杠杆代币的背后都对应了一篮子的ZG.COM合约持仓，杠杆代币价格将跟踪ZG.COM合约市场的价格变化，并随之产生杠杆水平的涨跌。[2021/4/27 21:02:39]
研发，深入推进中
自2014年起，中国央行就在时任行长周小川的倡导下，开始了对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兼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在2019年7月8日举办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说，“在脸书发行天秤币的时候，我们的数字金融研究平台也成立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至少说明了国内外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高度重视，而且从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课题。”
FM于8月18日17:00上线ZG.COM:据官方公告，ZG.COM将于2020年8月17日10:00开放FM的充币和提币业务，将于8月18日17:00开启FM/USDT交易对。
FM（Fama）系统是构建商业区块链基础设置，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使用Fama实现支付，操作方便。Fama为商家与商家、商家与个体、个体之间交易媒介，Fama作为一种数字货币就会充分成为流通需求而出现。[2020/8/14]
王信当日5500多字的演讲成为舆论焦点，并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这与当下人们对数字货币，尤其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关注热情形成呼应。
5年多以来，几个重要的阶段勾勒出中国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脉络。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年初，中国央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以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16年1月20日，央行首次提出了对外公开发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同年6月1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区块链研究工作组。
MENT将于3月3日14:00上线ZG.COM:据官方公告，ZG.COM将于2020年3月2日16:00开放MENT的充币和提币业务，于3月3日14:00开启MENT/USDT交易对。
据了解，MENT是医疗数据传输公有链，以数字健康产业为核心的基于区块链的医疗健康数据共享平台，充分利用了区块链的高可信度，低成本安全性、分布式账本和去中心化的共识，采用新的智能合约架构设计，整合先进的物联网技术，推进医疗行业体系改革，重构医疗生态链，促进医疗服务的转型。[2020/2/28]
2017年1月29日，央行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成功开发法定数字货币原型后，该所在南京、深圳等多地布局，通过与研发机构和产业结合，以实现金融科技研究成果开发的落地。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目前由央行货币金银局管理。
2019年2月21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央行2019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
5月底，在贵阳举办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发的PBCTFP贸易融资的区块链平台亮相，其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并已落地。截至博览会举办时，在PBCTFP平台上已经搭建了4个区块链应用，有26家银行参与，实现了1.7万笔业务，超过40亿元的业务额。
动态 | “区块链”一词入选“汉语盘点2018”国际词解读:人民网刊文《“汉语盘点2018”国际词解读》，“区块链”一词，与贸易摩擦、板门店、伊核协议等一起入选。文中称， 2008 年首次提出区块链概念以来，这项技术快速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区块链代表了一种新的技术发展方向，为推动世界经济与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2018/12/11]
有分析指出，PBCTFP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区块链落地应用上的尝试，它的成功运转能够为行业的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的使用提供经验，这一点显示出了中国发展数字货币的谨慎。
发行，具有自身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曾于2016年推出主题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与探讨”的封面策划，17篇文章分别对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原型构想、技术路径选择、法律依据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其中，署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巡视员兼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组长徐忠等三人的文章《央行数字货币理论探讨》指出，“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其发行、流通和交易都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尤其要服从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实际操作中，不仅仅是运用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借鉴吸收近年来涌现出的大数据分析体系、账户体系、云计算以及安全认证等领域的创新技术。此外，是采取中央银行完全中心化发行，还是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半中心化发行方式，也值得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东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对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运用,这将导致我们的金融体系回归金融的本质。目前互联网金融更多地带有金融科技的色彩，而监管科技的广泛运用更是有望将互联网金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根本解决,而未来信息在网络上的无障碍流动也必将导致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2018/3/10]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则在其文章中指出，从现有的一些类数字货币看，其背后都运行着去中心化机制，主要通过分布式记账方法建立信任体系。但这些类数字货币依然存在着与历史上私人货币一样的根本性缺陷：价值不稳，公信力不强，可接受范围有限，容易产生较大负外部性。因此，由中央银行推动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势在必行。央行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可以最大范围实现线上与线下同步应用，最大限度提升交易便利性和安全性。
而署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的文章则指出，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具备明显的优势。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后发优势，历史包袱小，数字化程度高；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经济最活跃的经济体，终端用户使用数字货币的潜在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因此，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稳定性维护、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乃至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
挑战与未来
作为新生事物，数字货币的发展，同样面临风险和挑战。比如，在民众普遍关心的数字货币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问题上，中国央行也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和谨慎态度。
2018年3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在2019年7月8日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王信表示，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从比特币诞生起直到现在，监管一直被视为数字货币领域的一大难题。王信指出，金融脱媒的风险加大带来监管套利的风险。很多从事数字金融的机构并没有完全置于金融监管下，不同监管部门及不同国家的相关监管也不同，这些都会造成监管套利，或者带来监管空白，可能导致风险产生和扩散。
至于如何避免这类风险，范一飞曾在2018年发文指出，“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投放、流通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考虑采用双层投放，来应对上述困难。”
据介绍，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投放体系，是在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二元模式，还是双层投放体系的提法，范一飞副行长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须选择对现有货币体系、业务架构以及基础设施冲击最小的方式。”时任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去年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周小川近日表示，中国可能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这种方法可以让央行数字货币尽可能地规避波动风险。
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和合作，同样值得关注。王信指出，“在这方面，我们的业界和学界已经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次的对话等等。事实上，现在在BIS、IMF等国际金融政策平台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在这些平台上，我们特别需要尽快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的声音，也应该有很多重要的市场的声音、民间的声音。这样才能在国际相关政策讨论、规则标准制定，乃至真正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方面，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动我们数字金融的发展。最终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来源：2019年7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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