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划分为三类场景，一是价值转移类，如虚拟货币的创生及其在不同账户间的转移；二是存证确权类，将信息记录到区块链上，如电子合同和版权确权；三是授权管理类，如利用智能合约控制数据访问。此外，随着应用需求的不断升级，还存在多类型融合的场景。由于区块链具有点对点、无国界、无主权及无特定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等特征，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亦带来很多风险。当前，金融相关领域区块链的应用最为集中，涉及区块链的法律风险也主要发生在这个方面(在其他领域，区块链更多是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用以提升经济效率，当前所涉及的法律风险较为有限)。
首先是涉及比特币的相关法律风险。比特币是区块链的第一个成熟的、大规模的应用，目前其市值在1600亿美元左右。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布的部门规范中，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其内涵或外延并无明文规定或者解释说明，立法上存在漏洞与空白。其一，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比特币属于法律上的财产，还是计算机信息，法院的认定存在差异。司法判决无法发挥指引作用，甚至发生同案异判等行为。其二，比特币市场价格认定困难。当前国内理论上并无合法存在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缺乏合理的价格参照。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执法与司法人员对涉案比特币价格难以出具权威判断，容易出现因比特币价格确定困难而定罪量刑存在偏差，有损司法权威。其三，管辖权与执法方面存在困难。比特币这种基于通证类型(Token)的资产，与传统账户类资产(如银行存款)不同。比特币可点对点发送，轻易规避单一主权国家的金融监管。近年来，暗网非法交易逐渐使用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比特币作为的工具。由于比特币具有准匿名性，致使监管与追踪违法犯罪行为较为困难。针对涉及比特币的跨境网络违法犯罪，其司法管辖权有待立法进一步明确。
其次是ICO相关的法律风险。ICO英文详称“Initial Coin Offering”，意即首次代币公开销售。ICO是区块链初创公司以发行初始数字代币为项目融资的方式，也是区块链技术在众筹融资领域中的重要应用。虽然自2017年9月以来，中国境内全面禁止ICO融资。但是，由于ICO很难得到全面有效监管，存在很多暗箱操作甚至借此的违法犯罪行为。大量境外ICO项目方夸大其辞，甚至完全虚构项目前景，欺诈中国公民的财产，涉嫌集资罪。
再次，区块链在非金融领域的法律风险未来将逐渐呈现，需要未雨绸缪。互联网能解决信息传递，但不能解决实物传递以及实物验证问题。依靠区块链解决各种凭证上链确权、档案等传递或运送过程中的跟踪、防伪、保质等，并非易事。比如当前通过区块链实现司法存证，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已经给予认可。不过，基于区块链的司法存证，只能确保数字世界的信息真实性，难以保证链外信息在源头和写入区块链环节时的真实与准确。因此，对司法存证的区块链，相关机构需要对接入区块链的节点进行资格认证与严格审核，预先确保信息源头的信誉。
最后，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日渐普及，正衍生出一些新的法律风险。比如智能合约涉及的交易标的若为法律法规所禁止，则对此种代码的编写者如何给予法律约束?达成智能合约的民事主体，若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智能合约是否可视为民事合同?此种合约法律上是否生效?对此，均需要未来立法予以进一步明确。此外，一些涉及个人的行为数据或隐私(如医疗信息)上链，为防止个人隐私外泄，需要事先有完整的标准或规则指引，设定个人链上信息加密与授权防问机制。
最后，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监管技术的融合。区块链对立法与监管带来种种挑战，需要监管者和立法者转变固有思维。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将法律和合同条款转化为简单而确定的基于代码的规则，这些规则将由底层区块链网络自动执行。未来，技术规则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与法律规则相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可借助代码，通过将部分法律转换成技术规则，由底层技术框架执行，从而减少监督和持续执行的需要，降低合规和执法成本，也减少法律文本固有的不确定性。当前，区块链技术距成熟尚有很大距离，监管者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形塑新规范，影响代码规则，最后通过程序自动运行实现区块链的部分内部治理，节约监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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