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人，谁将被驯服？这是个问题。
2017年12月，在整个冬季稳步攀爬的比特币价格迎来大幅飙升，首次突破1万美元。短短两周后，一枚比特币等值于19650美元，全球哗然。
之后的三年中，比特币浮浮沉沉。直到2020年下半年，再度飞涨，这波涨势看似没有尽头，在2021年3月12日（美东时间）突破6万美元，近日徘徊于该价格上下。
2017年底，在众人对于比特币价格攀升的错愕中，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王子城探讨了比特币能否带领我们通往自由之路。
他从经济学角度论证比特币的潜能与危机：比特币的诞生具有浓浓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情怀，饱含着对现行货币秩序的控诉。在隐私近乎裸体的无现金社会，比特币的加密性甚至可以遏制移动支付对公民自由的侵吞。
早期的比特币坚定持有者相信该币拥有的核心特性——不需要信任的信用（trustless trust）足以模拟黄金，凝聚共识，成为下一代全球硬通货。
然而，这个共识未在全球凝聚之前，比特币却已经成为另一个热钱池子，大量资本涌入，现在入场的持币者甚至与比特币背后的价值观完全抵触，仅仅是因为对暴涨神话的追逐。一旦如此，比特币的投机性大大增强，但其作为货币的职能也消失了，所有人都只愿意持有它坐等升值，而不可能去支付使用一枚日日升值的货币。
今次这股比特币热潮不仅有马斯克加持，加密货币交易所Kraken早前接受彭博访问时甚至大胆预测，比特币未来十年价格或高达100万美元。不过，也有声音质疑这不过是当代郁金香之热，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泡沫。看涨与看跌之间，似乎没有人在乎比特币的最初使命——通往自由之路的密钥。
技术就是如此，无数技术在人类美好的愿景下诞生，然而诞生以后就不再受创造者的意志所控制。技术的走向，往往复杂如迷雾。那么科技究竟会将人类带往何方呢？
我与《超人类密码》的作者之一戴维·弗格森（David Fergusson）作了深度访谈，从区块链谈到算法如何影响投资决策，及至AI如何被妥善运用以解除它本身蕴藏的威胁。
当全球很可能陷入技术进步的狂热之中时，他的建议是：人性第一，必须优先考虑人性，从人的利益出发去设计技术的未来。
Carlos Moreira（左）与David Fergusson（右）合著了《超人类密码》/图片来源：Google
技术，是商业驱动的。
区块链技术时兴了几年，由于近来加密货币大热，至今仍被追捧。弗格森对于加密货币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只因为区块链在多数层面上符合人类利益。
什么是区块链？比特币发明了“区块链”这种技术，比特币本身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账本，那么区块链就保证每个钱包持有者在相同时刻拥有相同的账本资讯。
它有两个显著特性，区块链可以让你拥有完整的数据隐私，你的数据是在你的许可下移动的；其二则是数据货币化，每次你同意提供自己的数据时，你都会得到像返利或折扣这样的金钱激励。
韩国电信巨头SK Telecom旗下元宇宙平台将于今年推出NFT市场:4月13日消息，韩国电信巨头SK Telecom将在今年内为元宇宙平台Ifland引入游戏元素，并推出NFT市场、引入头像及创造空间平台等新功能。为此，SK Telecom宣布与在其3D图形平台开发商Morp Interactive签署战略合作及股权投资合同，SK Telecom计划引入游戏化和加强社区功能，以便客户可以在Ifland中获得更多样化的体验。此前消息，韩国电信巨头SK Telecom拟在80个国家推出Ifland元宇宙服务。（Newsis）[2022/4/13 14:22:02]
马斯克在比特币热潮中“推波助澜” / 图片来源：Google
在比特币诞生以后，不同的加密货币横空出世，像以太币也较被认可。不过，不同加密货币呈现了迥异的价格走向。
弗格森解释了这个现象：抢占先机很重要，若在一个创新领域，being first往往已经奠定了你的价值。当比特币呈现出持续增值的趋势，由于投资本身就带有投机性，自然会有更多人入场哄抬，同时也就有投资者在其他加密货币中寻觅“下一枚比特币”。
但如果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优质的，你会因它的成长而继续获利。没有迹象表明比特币不会继续增值，因为区块链现下或将来都带给了我们太多受益的应用。
“人们之间的信任往往靠值得信赖的中间人所推动。但是区块链可以创造一种直观的信任，完全不需要任何人为介入。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交易效率，因此它会推进社会平等，减少成本，削弱风险，让这项技术更广泛地被更多受众所使用。”
弗格森认为，区块链就是他眼中以人为本的技术，正因为这项技术带来了许多好的创新，以这项技术作为根本的加密货币升值也并非全是泡沫。
优质技术会受到资本追逐，但两者的关系又更加复杂微妙。
一方面，所有风投公司都在标榜自己的资本“良善”，正寻觅下一个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然而，技术的走向本身具有复杂性，没有技术会在一开始就在自己的额头上刻上“劣性”二字，而风投公司如何判断孰优孰劣。再来，资本的逐利性又怎么可能让他们投资那些符合社会道义却无利可图的项目。
弗格森曾与深耕区块链项目的风险投资人Kavita Gupta对话，试图探寻资本如何在技术投资中引导世界走向良善。
毋庸置疑，资本如弹药，它的确有力量改变时代。Gupta表示：“通过资本，你可以开始自己的革命。作为投资人，你可以改变规则，用不同的方式支持创新。但缺点是这需要时间，你要烧掉一些资金才能真正开始去进展。”
如何定义“成功的投资”，Gupta有不同的参数。财务上而言，3倍、4倍的回报就是成功的。但从历史角度思考，那些坐拥伟大创新却错过机遇的人，因为我们的资本而得到了机会，最终创造了惊人的产品，这才是成功。
当你取得账面上的成功后，我们开始思考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为什么二者不能同时兼顾呢？
言下之意，资本最喜欢那些既有收益又符合大众利益的项目，所谓真正的名利双收。可VC毕竟不是Impact investing（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也不可能只凭借一个项目到底对世界有多积极的影响来判断投资方向。社会道义，在资本眼中始终只是附加值，从来不是第一原则。
资本决定了哪些技术与创新真正被投放应用到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是影响大势的人。不过吊诡的是，“决策者”这个角色正在逐渐式微，算法已经不仅仅是辅助决策的工具了，它甚至有机会在投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
今年三月，权威调研机构Gartner在一份白皮书中称，随着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利用AI和数据分析技术，到2025年75%的VC将使用AI作出投资决定。
AI可能决定一家公司是否通过评估，从而淡化了Pitch Deck（给VC的演示）的重要性。Gartner研究总监Patrick Stakenas表示，高级分析能力的增强，正在将早期风险投资战略从“直觉”和定性决策，转变为“基于平台”的量化过程。
对于算法介入金融领域的现状与趋势，弗格森指出：“金融领域涌现了极多的创新技术，从业者利用这些策略工具使自己最终赚得更多财富，这是量化模型的基调。但是当AI在资本市场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时，我们也迎来了挑战。”
“如果允许算法代替我们做决策，若在正确的引导下，模型的确会帮我们将金融层面艰难的决策简易化。但始终需要定义其中的边界在哪里，不然就会走向异常。”
量化基金曾红极一时，借着模型分析历史数据做决策，无限放大了“理性”，减弱了“人”这个不可控因素。顶级量化基金文艺复兴的创始人就是数学家James Simons，他的旗舰基金“大奖章”在1988年到2018年的费后年化收益率高达39%。近年来效益极佳的Two Sigma的创始人也都是计算机博士或数学博士。
然而，没有任何模型算得到新冠疫情。2020年，量化基金纷纷折戟。
据报道，在去年前十个月中，文艺复兴旗下以做多为主的基金跌幅约20%，股市中性基金下跌约27%，全球股票基金下跌约25%；Two Sigma的风险溢价下跌11.5%，绝对回报基金下跌2.7%，绝对回报宏观基金则下跌23%。
因此若完全摆脱了人为判断，算法始终不懂得周围环境的剧变，终至失灵。
那么小至算法，大至所有科技，如何应用才是正途呢？
弗格森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需要调整和定义规则。但其中的困难是，这需要立法者对于科技或计算机存在高度理解，但在现实世界中，术业有专攻，这是极难实现的。
不妨回看2018年扎克伯格出席的听证会。Facebook一直被怀疑搜集、存储用户个人信息以便向广告商推销，有人指出：“我们不是Facebook的用户，而是它的产品。”
但白发苍苍的参议员们几乎不懂Facebook，许多质询让人忍俊不禁。“你们不向用户收费怎么盈利？”“我们有广告投放。” 参议员和扎克伯格不仅不在一个年龄层，也不在一个频道。
参议员不懂互联网，难以向扎克伯格质询 / 图片来源：Guardian
就像弗格森说的那样，我们在管理技术自由方面一直很迟钝。Facebook、谷歌CEO被召唤前往听证会来检验他们是否“操纵”用户从而盈利。但参议员甚至不知道问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合适且有效的，即使他们试着学习。质询者需要和创新者一样有专业领域的知识，这很困难。
至此，技术与人，在商业逻辑中，似乎是互相影响的。人决定了哪些技术被应用，但技术也反过来影响了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决策。
那么科技大爆发年代，我们该如何正向利用技术呢？弗格森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为通用准则，以确保我们的技术努力满足重要的人类需求，并且不会以牺牲其他需求为代价过度满足某些需求，尤其是那些基本生存所需。
而他朴素地相信，若要达到最高层的自我实现需求，需要你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让别人受益。这并非任何教义，而是我们身为个人希望体验积极事物的本能。
书中指出，科技创新需以人文价值为出发点 / 图片来源：Google
科技扩展了人生而为人的边界。以往你总是被挑选做一些事，被挑选去正确的学校读书，去正确的公司工作，做正确的职位。但今天科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网络无远弗届，人们越来越多扮演挑选者的角色。
由于曾多次造访中国，弗格森认为中国当下的科技革命创造了更多公平的机会，科技商业化的潜力也极为巨大。在他眼中，以对创新的热情和能量而言，今天的中国比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强劲。
当他对科技时代如此乐观之时，我不禁反问：科技似乎也有极大的风险引领人们走向深渊，不是吗？
弗格森当下指出了经常被担忧的AI取代人类工作这一点：“四五年前，我们就担心由于AI和机器人(11.510,?0.00,?0.00%)的到来，许多人的工作会被取代，这逻辑没有错。我们无法教育人们快速学习，快速使用新科技。” 他认为劳动力被取代是因为人们跟不上技术更新的节奏。
紧接着，他告诉了我一个故事。在CNBC访问中，他曾遇见联合利华的高管Leena Nair，后者跟他透露了联合利华内部正在进行的AI改革。
他们并非用AI直接取代员工，而是开发了一个app协助员工处理琐事。当这个AI助理在生活中帮你完成这些事以后，你就有闲暇来发展自己的技能而不在几年后被淘汰。
如果AI是这么发挥效用，在缓冲期中辅佐人类，而非粗砺地直接取代工作者，似乎是双赢局面。
不过，“技术奇点”假设的信奉者认为，已经出现的人工智能最终会引发一场智能爆炸，产生一种强大的计算机超级智能，其质量将远远超过人类的所有能力。换言之，我们将被机器所操控。
但弗格森认为“技术奇点”论的缺陷在于低估了人类，没有考虑人类的精神和道德特征。最好的技术，应该是根据我们的管理和设计来确定工作的优先顺序。他同样相信，技术是唯一能让资源成倍增加的东西，进而使人获得自由去追求自我实现。
也许这对于“技术奇点”的反驳并不够有力。但也可以看出，常年观察研究经济领域的弗格森始终乐观，似乎商业语言天生就这么乐观，他们永远聚焦下一个机会，永远觉得世界在变好。
而面对技术，不被驯服，大概是人类最后的倔强了。
作者 | 竺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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