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闭关在家，静下心来读完了《理想》这本书，书中收录了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从2013年到2018年的优秀作品，话题涉及密码学、经济学、可扩展性、权益证明等。从时间的脉络来看，Vitalik近两年的文章多是与以太坊相关的技术提案，而早期的文章中，他提出了很多普适性的问题和思考，如今依然引人深省。
经济学和博弈论是加密货币协议分析的关键部分，Vitalik也认为“我们在理论上所欠缺的不是对先进计算机科学的无知，而是对经济哲学的不了解。”因此，笔者选取了书中与经济学有关的3个问题，今天来看，有什么新的启发？
2014年2月1日，Vitalik发表了一篇以《论交易费用与市场化解决方案的谬误》为题的文章。我们知道，比特币协议没有强制交易费用，完全取决于矿工的心理价位。但Vitalik认为，交易费用市场化并不算是一种良性的解决方案，不仅可能成为一场随机性的猜测游戏，而且有可能威胁整个网络的可扩展性。因此，在以太坊协议的模块中，除了挖矿功能，费用结构是最善变的。
为了寻找更优的方案，Vitalik引入了“庇古税”的概念。“庇古税”作用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某种机制来计算消耗一定数量的公共资源的总净成本，来计算每个消费资源的人平均单位所要支付的成本，这里的资源可以是网络算力、空气纯度，甚至是污染成本。
但是市场无法提取人们的偏好，比如人们需要获得多少收益才愿意忍受特定程度的污染，那么该如何设定价格呢？有4种方式：（1）由哲学王来设定价格，当价格不再发生变化，他再消失；（2）哲学王对价格保持主动控制；（3）使用某种民主机制；（4）使用某种市场机制。
Vitalik当然更倾向于第3种方案，他在文章的结尾简略描述了工作量证明协议和权益证明协议如何完成这种构想。今天我们有无数的文章探讨共识机制，但我认为“交易费用应该市场化吗”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思考。进一步的疑问还有，交易费用是否应该主动定价？它的计价单位是否应该为波动型代币？毕竟越来越多的公链项目出现了稳定币和波动币的双代币模型。如果交易费用不采用市场化的方式，那在跨链生态中该如何计价？
Kava 36号提案正处于投票期，计划将最低质押通胀率从3%提高到10%:据官方公告，Kava 36号提案现在正处于投票期。如果投票通过，则计划将最低质押通胀率从3%提高到10%，以提高KAVA代币的长期质押率。
Kava是一个跨链DeFi平台，提供主流数字货币的抵押借贷。HARD Protocol是基于Kava区块链发布的跨链加密货币市场，支持BTC、XRP、BNB、BUSD、KAVA和USDX等资产借贷和挖矿赚取收益。[2021/2/19 17:29:06]
这个问题出自Vitalik于2014年11月11日发表的文章——《探索稳定的加密货币》，写作背景是面对价格极具波动性的比特币，探讨加密货币的价值衡量及发行方式。Vitalik从内生方案和外生方案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
内生方案，即尝试利用网络的内部变量来衡量价格的机制，比如比特币的挖矿难度的衡量；外生方案，即试图从外部对某些精确指标进行价格衡量的机制，Vitalik引入了“谢林币”这个概念，这是他提出但未经测试的试验。
用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理解，两个囚犯被单独关押，警察分别给他们几个数字，如果两个人能挑选到同一个数字，那么他们就会被释放，这些数字包括：“14237、59049、76241、81259、100000、157604“，对于囚犯来讲，这些数字都是随机的，但1000000无疑是特别的，而且他们也会认为对方觉得这个数字最特别，这就是”谢林点“。
不清楚“谢林币”运行机制的话，可以阅读Vitalik在2014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谢林币：只需最小信任的通用数据反馈》。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无线递归的逻辑链条，除了它自身最终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制成，但阅读的加密货币用户应该非常愿意依靠这些概念。
用谢林币的方式来衡量货币价格，主要问题在于“不清楚这种共识有多稳定”，Vitalik认为有3个因素会影响该机制的脆弱程度：（1）参与者是否有共同的动机将结果偏向某个方向？（2）一旦系统不具备真实性，那么价值是否会被削弱？（3）对特定方案的“可信承诺”是否有可能实现？
这一机制后来被用于加密资产抵押稳定币的实践中。因为超额抵押清算机制下的稳定币依赖于抵押物当前的市场价格，但区块链无法从外部世界获取任何数据，如何获取现在的价格呢？第一种方法是人为持续地将市场价格上传到区块链上，这样显然容易被操控。第二种方法就 是使用谢林币的机制。首个使用此方案的稳定币是Dan Larimer在2013年发行的BitUSD，用BitShares作为抵押，现在影响力最大的后继者是MakerDAO的Dai。
如何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衡量货币的价格？它可以扩展为，如何用去中心化的方法来量化真实世界的变量？这个命题如今被称为“预言机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人们希望依靠这些系统来引导资产数量的转移。MakerDAO系统的稳定性同样依赖于底层的预言机方案，在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它们能坚持多久，目前也还没有定论。
2015年1月23日，Vitalik发表了题为《超理性和DAO》的文章，他在本文中首次引入了“超理性”概念，探讨了超理性在DAO中的作用。
在博弈论和经济学中，有一个假设条件，个体有可能采取两种行动——要么相互合作，要么相互背叛。如果每个人都合作，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好。但不管别人怎么做，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而变得更好，那么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会选择背叛。也就是说，个人理性导致了最糟的集体结果，典型案例就是“囚徒困境”。
而在现实世界中，组织通过交易机制、法律制度、道德约束等，保障了合作，解决了很多的“囚徒困境”。文章中引用了David D.Friedman的观点，人类是实时操作的有限计算能力的机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考虑到所有的选择。而且我们对面部表情、身体姿势等各种迹象有着共性的判断，这就使得如果我想让别人相信我是诚实、善良、乐于助人的，那么我最好真的这么做而不是假装这么做，这就是超理性的本质。但大型中心化组织，使得人们读懂他人思想实际上变得更困难，互联网虽然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但同时也让漏洞变得不那么明显。
超理性合作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石，Vitalik表示，更高的透明性是解决方案之一，而DAO显然具备更高的透明性，它们的治理算法是完全暴露和公开的。他将DAO的超理性合作分为了2类，一类是具有内部状态，但很少有自治，比如稳定币、去中心化存储；更进一步的是第二类，具有治理算法的DAO，能够作出任意决策。这使得他们不仅能够与人类客户进行超理性商业交易，甚至还可能彼此之间进行交易。
Vitalik以此来解释DAO的优势，去中心化组织提出有利于透明治理以及保证不作恶的公益性依据，以及开放其最内在的源代码来自原削弱自身的动机。笔者读完后，却有了完全相反的担忧。DAO的确相对于中心化组织更可信，但对于对手方来讲，这是一个可以完全计算的组织，那么超理性实际上就会失效，完全转化成理性分析。而博弈论已经告诉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做，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而变得更好，那么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会选择背叛。”
因此，在笔者看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链上治理甚至包括所有开源软件面对的共同困境就是，将自己置于超理性的同时，给了对手方完全理性计算的环境，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就是指利己的人。基于博弈论的“超理性”假设，我们是否应该设计为递进式透明的系统？而不是无条件透明的系统？一点疑惑，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
最后，笔者想引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经济学不是万能药。个人行为者可能会受到协议外的动机驱动，如黑客攻击、被绑架，或者他们可能仅仅是某天喝多了就决定不计成本地破坏区块链。此外，从好的一面来看，个体的道德宽容和低效的沟通往往把攻击的成本提高到远高于协议中所定义的名义损失价值水平。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依赖的优势，同时，这也是一个不应随意抛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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