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中国部严打跨境与电信，中国加密货币行业由于被犯罪分子用于出入金渠道，受到严厉打击。落实到具体层面，第一是公链上存在的APP；第二是为线上提供加密货币兑换与OTC服务。资深刑事律师指出，为线上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渠道、广告服务等，同样可以涉罪；行业人士应避免侥幸心理，加强警惕与研究，避免被以共犯的形式或者下游犯罪牵涉其中。声明：本文独家授权“吴说区块链”编辑转载。近日，网传开设罪或成币圈高危犯罪。主要缘由有二，公信宝创始人因开设被判刑；另据传，山西指控近期交易所的相关涉嫌罪名也与开设罪有一定关联。山西一事，不知真伪。先看公信宝创始人所犯开设一事。根据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简述下案件事实。主要是S公司开发了一款小程序，内含多款游戏，可供用户以虚拟币为筹码下注。S公司随后将该小程序在G公司开发的APP商城上线，G公司按充值的虚拟币金额1%抽取手续费。被判刑的共3人，A是S公司股东、B是S公司副总、C是G公司实控人。
注：内容来自裁判文书网什么是开设罪？刑法条文的表述很简单——“开设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基本等于没说，或许是因为当初认为这四个字比较好理解，字面意思即可。早年的刑法只有“罪”，涵盖了3种情形，聚众or以为业or开设。后来理论实务界都认为开设的危害远大于另2种情形，修法时就单列了“开设罪”。还在基础刑期外，增加了一档刑期，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但关于“开设”的定义，一直没有明确意见，导致实践中“罪”和“开设罪”界限不明晰，定罪时争议不断，当然这也给辩护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随着网络的兴起，不少也从线下转战线上。为打击网络，2010年时，对网络开设行为有过明确的定义，基本都围绕在“网站及周边”。主要包括4种情形：建立网站并接受投注的；建立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的；为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参与网站利润分成的。今年，部的打击重点基本围绕着2项：跨境&电信网络。
注：图片截自部官网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所谓的“网络”已经远远不限制在网站，更是涵盖了应用程序、甚至是微信群。相关行为方式也不仅仅是建立、开发、代理，购买、租用这一类行为也纳入了“开设”的范畴。
注：内容截自最高法官网此外，如果明知是网站、程序等，提供相关的服务或者帮助，也可能构成开设罪。主要包括3类情形：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等服务；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简单介绍完开设罪，聊聊币圈刑事风险。先明确大前提，所谓风险，即排除恶意触法等完全的犯罪行为。币圈经常出现一类现象，当一个罪名在短期内集中出现多次时，便认为是新型的口袋罪，略显惶恐。其实并不是，几乎没有新设罪名，都是现成罪名，有些已经存在很多年了。高频出现，可能有严打集中整治的原因，也可能是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缘故。所谓的口袋罪，也未必，也可能是刑法适用的问题。实务中经常存在另一种情况，A和B的犯罪行为相同或者类似，但最终一个定C罪、一个定D罪。相同行为，不同罪名，看似差距较大，但实际都是根据相同的刑法理论和逻辑得出的结论而已。过程略复杂，就不多言了。总之，单纯去研究某一特定罪名，意义未必很大，尤其是专业不扎实的情况下容易走偏。想起当年在检察院，师傅说，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刑法却没有新增过多罪名。为什么？因为刑事法律讲究的是“穿透性”，即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住核心关键点，再花哨复杂的犯罪手法都不会迷乱眼。好似币圈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但底层逻辑万变不离其宗，是一个道理。所谓币圈高危刑事风险，核心并不是开设罪或者某个特定罪名，更多的是避免以共犯的形式或者下游犯罪牵涉其中。怎么理解这一说法？两层含义。第一，常识便知道是违法犯罪的行为，明知故犯，接受惩罚是迟早的事。无论是开设、或是集资等，不需要过多的理解犯罪含义，以不知道是犯罪为由强辩更是无用功。第二，币圈因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若为某些犯罪活动提供周边服务和帮助的，也可能构成犯罪。这类“帮凶”或因属于共同犯罪，和前述犯罪活动构成同一种罪名；也可能因为是下游犯罪，构成另一种罪名。因此，单从刑事合规的角度而言，与其研究海量的单个罪名，不妨从币圈的特性、实际业务场景出发，分析哪类业务风险过高，更易成为违法犯罪的某一环节或手段行为，进而开展事前合规预防，隔离风险，效果或许更佳。参考：开设罪成币圈高危公信宝创始人判决披露回应称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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