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肖飒lawyer，作者肖飒律师团队，星球日报经授权转载。过去一周，司法机关出台了两个与区块链、数字货币有所关联的司法解释，分别是6月16日出台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和6月22日出台的三机关《关于办理电信网络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份文件看似“平平无奇”，区块链、数字货币也不是其内容的主角，但其可能将对涉币犯罪的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一言蔽之，在两份司法解释出台后，刑事办案机关对涉区块链、涉数字货币犯罪的打击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实体法+程序法”依据，两条腿走路，进而可对涉币犯罪发起更高效和准确的打击。以下试结合该两份文件，对近期数字货币相关法律文件作出分析与梳理。
肖飒：币圈投资人要减少侥幸心理，充分了解投资项目与运作机理: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则从法律的角度指出，当前，不同类型的资金盘模式和套路形式多样，需抛开表象看实质法律关系。在她看来，不同的资金盘模式，投资人与操盘方处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进而会面临不同的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一般财产损失、遭遇以及组织活动等。因此，建议币圈投资人减少侥幸心理，充分了解投资项目与项目运作机理，了解法律常识，及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等。（北京商报）[2020/6/9]
一、数字货币法律文件的过去
一直以来，虽然我们不乏在官方政策性文件中看到“区块链”、“数字货币”等字眼，但是在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性文件，特别是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我们鲜少看到官方“指名道姓”地要对区块链、数字货币加以规范。2010年的《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是最早出现“虚拟货币”字眼的法律文件之一，但彼时的虚拟货币显然与此时不同，当年的“虚拟货币”只被认为是辅助网络的游戏币而已。因此，长期以来办案机关只能套用传统犯罪的相关法律文件、法律观点对涉区块链、数字货币犯罪作出解释和判断。尽管币圈人对《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这两份文件耳熟能详，但其归根结底只是部门规章，一直以来对其就有着效力层级不足、不能充分指导司法实践的诟病。可以说，数字货币相关民事、刑事判决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不一的情况，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数字货币的规范缺位有着直接关系。二、数字货币法律文件的现在
声音 | 肖飒：所谓的小型虚拟币交易所风险可能会更高:据中国经营报消息，中国银行法学会研究理事肖飒强调：“不是只有ICO才会违法，虚拟币交易所即使不涉及ICO也会有风险，同时只是其中的一种风险而已。其他例如。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等罪名的风险，所谓的小型虚拟币交易所也会存在，而且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更高，因为小型其要盈利，冒的风险也更大。”肖飒曾撰文指出，比特币为首的虚拟货币，无疑考验着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管理能力。虚拟货币及与之相关的配套平台和发行方式，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原罪，可能包括：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如有内外勾结内幕交易行为多涉嫌此罪）、罪、盗窃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2019/11/23]
自2020年底以来，权威的法律文件开始不再对“区块链”、“数字货币”讳莫如深。区块链、数字货币开始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在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文件上亮相。这种亮相的趋势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在实体法层面，一些数字货币相关行为逐步被明确涉嫌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在程序法层面，法院承认以区块链形式存在的证据的证据能力，甚至在证明力上推定其“上链后未经篡改”。具体而言：实体法层面2020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法》率先在第22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如飒姐团队过去的分析，该条文若在终稿中保留并最终生效后，挖矿作为一种制作数字代币的行为将被明确为是行政违法，相关平台可能被认定为是非法经营。2021年1月26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公布，并在第19条明确以虚拟货币名义吸收资金的可以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尽管此时距离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的出台已有近三年半的时间。2021年6月17日，最高法、最高检、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10条明确，虚拟货币经销商在机关调查案件过程中，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犯罪，仍与其继续交易，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第11条明确，明知是电信网络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虚拟货币转换财物予以转账、套现、取现，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应当说，本次司法解释对数字货币相关犯罪行为的打击还不是特别严厉的。第一，本次司法解释是以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为主线，数字货币相关行为只是作为帮助行为而被打击，即对于帮助电信网络行为的，明确可以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帮助犯罪所得行为的，明确可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对相关犯罪的处置有一些门槛，如以帮信罪论处的，设置了机关明确告知的前置行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的，则设置了转换套现数字货币“明显异于市场价格”的条件。第三，总体明确打击的数字货币相关行为数量较少，且是之前就一直有打击的数字货币帮信类犯罪和类犯罪，飒姐团队此前也多次就相关罪名进行过分析。程序法层面2021年06月16日，《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出台，其在第16条到第19条对区块链存证的司法认定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特别是第16条规定：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其实，早在2018年，最高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在第11条规定，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两种规定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法院的范围被扩充了，不再仅限于互联网法院，而是推广到所有法院。第二，正式确立了区块链形式的证据在证据真实性上的推定规则。在2018年的规定下，即使当事人或办案机关提出电子数据是以区块链形式收集、固定的，仍要承担对证据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实践中法院要认可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也不免要经过一番论证。而在2021年的新规定下，法院可以直接推定电子证据上链后未经篡改，反过来要由对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更进一步地说，在很多涉区块链纠纷、涉区块链犯罪中，要用以定案的电子数据本身就是在链上产生的，例如智能犯罪合约，例如币以及币的流转，对于该部分证据，该条款也一并推定了其真实性，且这类证据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上链”过程，因此要找到相反证据予以推翻非常困难。在中国证据法的语境下，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往往拆分为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判断。如此，该条文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区块链证据作为电子数据的一种形式，承认其合法性；对区块链证据在链上的真实性予以推定；至于剩下的关联性要件，则要到个案中具体判断。三、写在最后：数字货币法律文件的未来？
声音 | 律师肖飒：STO在我国无“法律豁免”: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发布《关于防范以STO名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提示》，律师肖飒指出，截止目前，由于各国国情和法律的不同，国际上对STO的监管态度不一，其中美国是“对STO谨慎包容，允许申请”，而我国是明确禁止。由于对于“证券”这个词汇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中美两国在对STO的态度大相径庭.....美国法律里的证券是相对宽泛，既然STO发出的通证是一种广义上的证券，总要给个监管的说法。同时，证券在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项下的解释是“严格”的（并非所有对资产的等额分份都能被视为一种证券），而且我国具有一个典型的罪名：刑法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证券罪，这就说明我们的法律结构和管理方式不同。因为我国市场主体不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可自行发行证券，也没有给予“法律豁免”。所以，在中国境内从事ICO或变相ICO都是违法行为，STO也不例外。[2018/12/4]
2021年应当是区块链、数字货币广泛亮相于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层级较高法律文件的元年。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涉区块链、涉数字货币证据、纠纷、犯罪判定不一的情况或将逐步成为历史。同时，具体法律文件、法律条款的陆续出台还体现了司法机关打击相关犯罪的决心。区块链行业从业者应当未雨绸缪，注重对自身刑事风险、合规体系的分析，必要时向专业律师团队寻求帮助。
声音 | 肖飒：类“”的币圈游戏涉嫌开设罪:据新浪科技消息，肖飒律师发文指出，类“”的币圈游戏如果直接搬到我国进行操作，已经涉嫌刑法303条第二款开设罪，可能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018/11/26]
声音 | 肖飒：中国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望年底落实:据财新网，对于国家网信办19日公布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这次给的征求时间较短，说明市场呼声强烈，监管机构的心情迫切，应该很快会出台，估计年底前有望落实。”与网贷等行业初期不同，区块链行业在监管初期就开始重视“行政处罚”，此次意见稿提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表明了监管机构的态度：违者可入刑。此次规定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实行备案制，要求进行年审。对制作、发布、传播法规禁止信息等违规行为，规定明确了警告、罚款、甚至责令暂停服务等责任追究。[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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