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复旦金融评论》
■作者：邵宇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特聘实践教授、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新科技革命不仅将决定个人的财富积累和企业的竞争地位，也对未来的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所以，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去思考新一代的数字技术的意义。
在2020年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首次官宣了备受市场瞩目的“新基建”的概念和内涵，较之前市场的猜测，范围更广，边界更清晰，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锚定的是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5G等，它们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创新；“融合基础设施”是新技术与传统基建的融合，用新技术去改造老基建，对应的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组合”；“创新基础设施”则是将焦点前移到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意在构造技术本身的孵化器，包括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
由此可见，这三个方面是一套完整的从基础研究，到创新和再创新，再到创新扩散的体系。这套体系是为第六次科学技术革命服务的，它将塑造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
01、技术创新打造过去与未来
在技术创新面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缺乏想象力的。很少会有人脑洞大开地想到，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会掀起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浪潮；摆钟的发明刺激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冰块的使用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技术会重塑小偷产业链；空调技术影响了美国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人口迁徙；以及推特会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线性思维，但知识积累、创新的演化和扩散都是非线性的。这还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新技术的消费者，消费者思维是无法打开想象空间的，即使是创新者本身，也很难完全理解技术的“创造性破坏”力量。
大家可能会用“蝴蝶效应”去概括技术的力量，它说的是，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的一只蝴蝶扇下翅膀，可能会掀起远在北美的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以此描述超出想象力的万物互联的混沌世界。但技术塑造世界的力量并非完全不确定和无迹可寻的，对于其有迹可循的方面，可用“蜂鸟效应”来描述。“蜂鸟效应”描述的是植物、昆虫和蜂鸟之间交互与进化的逻辑。为了向昆虫发出信号，植物的花朵进化出好看的颜色和芬芳的气味，而昆虫则进化出可以提取花粉的复杂系统，并且无意间帮助花朵授粉，各取所需，相互融合。在花朵和昆虫进行交互的过程中，会产生花蜜，这又吸引了蜂鸟这种体型更大的生物。为了采食花蜜，蜂鸟改变了自身骨骼结构，进化出一种独有的高频率、低幅度扇动翅膀的方式，可使其像昆虫一样处于悬浮状态。
从植物繁殖到蜂鸟的进化，就是技术改造世界的范本。以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为例，比较容易联想的是它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只需要知道，人类第一本畅销书的主编就是宗教改革的领导者马丁·路德，这本书就是《圣经》。印刷术带来了书本的普及的同时，还衍生出了其他创新。比如，阅读导致人的视力下降，增加了对眼镜的需求。于是，研究和生产镜片的厂商越来越多，这又导致眼镜工人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使人类了解了细胞和维生物，催生了之后生命科学的演进，而望远镜则帮助伽利略写出了天文学著作《星空信使》，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
技术创新所打造的经济版图，可通过伟大企业的更替看出。表1是从1917到2017年美国前十大公司的更替。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每50年，企业会更新换代；第二，技术型企业占比提高，以钢铁、能源等为代表的制造型企业占比下降；第三，更为关键的是，什么样科技型企业会登上榜单。
从经济长波的角度来看，1917年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约20年，代表性创新为钢铁、石油、汽车电力；1967年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相隔约20年，代表性创新为电视、飞机、石油化工和电脑；2017年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它内嵌于信息时代；规律一目了然，只有那些成功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力量的企业才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大企业，而那些未能借助科技力量转型的伟大企业，就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将这个榜单变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的转变，会发现，榜单中占据席位最多的企业所属的国家，大概率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或者是主要贡献者。1990年代的日本占据了8个席位，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的泡沫成分；2010年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占据第一、第四和第六的位置，这也部分反映了国内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整体而言，席位的多少，基本反映了其经济实力。大国博弈，就是企业间的博弈，也就是企业家间的博弈。
02、数字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
佩雷斯认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技术-经济范式”革命，它代表了一种最佳的实践模式，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构成，类似于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标准科学”。其实，所谓的范式，就是一种“技术+”的概念，例如的“互联网+”和“区块链+”，就是一种范式革命，其含义就是用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去格式化政务、企业管理和消费行为。智能化、数字化也都反应的是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技术革命塑造世界的方式可被归纳为三种：第一，创造全新产业；第二，毁灭传统产业；第三，改造传统产业。无论哪种方式，新技术的应用都是必要条件。创新者的成功向追随者发出越来越明确的信号，从而激发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模仿。逐渐地，这套技术或组织原则就成了一切经济活动和制度构建的常识，形成所谓的“技术-经济”范式。它将利用其强大的包容和排斥机制，成为几乎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逻辑。
技术的演化有两个逻辑：第一，可以做什么，即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在现有的人类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上的，所以创新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组合的力量。有些时候，人的想法很超前，但技术手段达不到，也是不行的。所以，技术演进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二，需要做什么，技术创新是需求导向的，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就是科技革命自身所带来的，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解决了信息喜传输的问题，但产生了信息安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就需要新的技术，产生新的产业。
1980年代以来的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为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些核心技术包括互联网、微处理器、智能手机、大数据、云计算、超级计算机、区块链、不断迭代的信息传输技术，当然，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诞生并不断演化的卫星技术也是其中之一。其中，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被认为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基础性创新，除此之外，还有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人体器官再生、超导体和量子计算机等。这些看似独立的技术，都会有交叉领域，例如，纳米机器人将会在新一代的生物技术中扮演重要角色。
技术定义了商业的边界。基于对互联网的理解，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初衷就是把沃尔玛搬到网上去，卖书只是一个切入点。贝佐斯构想的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世界，数字化的图书、音像和新闻等。现在，亚马逊不仅仅向用户出售电子书，而且用户只需要交一定的年费，就可以在观点电影、电视，也可以收听音乐等。2013年，贝佐斯买下了华盛顿邮报，向着数字化新闻市场进军。数字时代的到来将意味着，有500多年历史的活字印刷术将成为历史，知识和信息将进入到无纸化的世界。
技术不仅会改变产品的形态，还会改变商业模式。以零售为例，从马车、铁路到汽车的交通运输工具的迭代，使得零售模式从马车道边的杂货铺，发展到百货商店、超市和连锁店等，电视的发明，诞生了电视购物的模式；互联网的诞生，催生了网络购物；4G加速了音频和视频内容的数字化，也正是因为4G的扩散，直播带货成为新时尚；相比于4G、5G的传输速度提高了约256倍，延时则缩短到4G的10%，这不仅为催生出新的零售模式，还将为无人驾驶、智能交通等新的服务开辟市场。
随着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到来，传统企业纷纷转变发展思路，寻求自我迭代。德国空气压缩机制造商凯撒公司决定停止销售空气压缩机，改为免费提供，改为按空气压缩量向客户阶梯式收费，其采用的服务方式是让客户端所有空气压缩机联网，实现联动，并利用人工智能优化其运行状态，这样就可以节省60%的电量。凯撒公司扩大了市场份额，消费者也节约了电费。做出类似改变的还有传统的汽车公司，比如福特，准备从汽车生产商变为汽车服务商。当然，技术带来的改变不只是模式的创新，还会促成新的产业的诞生。蒸汽机催生了铁路产业；微处理器带来了信息技术产业的爆发；IoT、AI、5G、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将会带领人来进入新的时代，其背后都是产业的变迁，这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模式创新的背后，是新公司和新的业务条线的创生。个人因此而实现财富增值，企业因此而实现估值的提升。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线消费和服务会加快扩散，远程办公、无人工厂的背后，都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
当前，中国央行正在推动数字货币的应用，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就像货币体系从商品本位向信用本位转变一样，货币形态的转变，内生于技术体系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经济，这将主要体现在其对数字经济的助推。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做好适应于新技术革命的制度供给和产业规划，是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路径可能包括：动力源——从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计算机/互联网到ABC；先行者——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慧医疗、智能服务业平台；新基础设施——从铁公鸡、钢铁、能源到5G、IoT、芯片、算力；被赋能者——传统的能源行业、服务业、消费品行业和装备行业渗透；人力资本——科学家，这是序曲，也贯穿始终；金融支持——强大的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既然技术演化被视为一个不断组合的过程，那么任何一环的缺失，可能都会限制更细的速度。引爆技术革命，既需要发挥有效市场的自发演化力量，也需要发挥有为政府在制度层面的供给。
康波运行的轨迹揭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起跑区间，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企业家都应该做好准备，这首先体现在思想意识上。新科技革命不仅将决定个人的财富积累和企业的竞争地位，也对未来的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所以，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去思考新一代的数字技术的意义。正如林恩·怀特在《中世纪的技术于社会变革》中所说的，“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接受之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意义，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条件、技术性质及领导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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